作者：廖水南

去年11月起，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对十类学生试点会商制度。这十类学生含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等。有舆论认为，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涉嫌“禁锢北大学生思想”。（3月25日西安日报）

不难看出，此次会商的“重点学生”就是我们常说的“问题学生”。给予他们特别的人文关怀和畅通的对话渠道，无疑是北大“会商”制度的初衷，从这一点上看，北大的行为无可非议，也体现了大学的责任。

可问题也接踵而来，一是如何确认什么样的学生是“会商对象”呢？比如某社交网站一名北大学生看到这一消息时自嘲“已符合十类重点学生中的三项特点”。可以想见，这并不是一个个例，也足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符合“会商”特征的学生很多，如果没有更为明确的规范，那将是“会商制度”的不可承受之重。

其二，北大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治校而闻名，一些看似“思想偏激”的学生到底是偏激还是进步，是另类还是觉悟，是故意为之还是无奈之举，都很难鉴定，更不能只看表面现象，一旦学生有非同寻常之举就进行“会商”甚至“打压”，这样不仅涉嫌“禁锢学生思想”，而且不利于学生生活上的独立。

不容否认，无论在大学还是其他教育阶段，“问题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而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仅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成才，还给社会埋下了安全和谐的隐忧。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大学和有条件的初高中都成立了校园心理咨询等救助机构，专门解决“问题学生”的难题。

然而，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一些校园救助工作室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有的甚至形同虚设。据2010年5月北京市卫生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地区大学生抑郁症患病率达23.66%，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大学生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问题不可小觑，也必须正视和解决。与其校方强制给“问题学生”贴标签，采取“会商”或者进一步的措施，倒不如扎扎实实地做好现有的工作，让勤工俭学办公室、大学生心理咨询室等校园救助机构正常运转起来，不断健全校园救助制度，把主动权交给学生，让“问题学生”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理想场所，来得更加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