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百年风雨，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教授的生命时钟定格在2011年2月15日晚8时17分。何先生逝世后，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哀悼。 2月21日，学界800余人手捧菊花，默默送老人最后一程。“书生本色，爱国情怀，择善而固执之，终成百年扛鼎之作；长者风范，大师气象，已藏不害将受，唯以道德文章传世。”学生们用这样的挽联痛悼这位“一辈子做学问，一辈子不忘情国家”的史坛巨擎。

追寻他的学术足迹，仿佛听到他为钧天大乐般的中国学术奏响的强音；品评他的人格，仿佛看到一代宗师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

2006年何兹全先生在家中书房留影 郭红松摄

■特约撰稿 马宝珠

几块绿地，为坐落于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的小红楼平添了静谧。小红楼二幢的何兹全先生家却门庭若市，来者敲门即入，就像进自家门。“有一次，几个学生来看你们先生，边敲门边大喊：‘鬼子进村了，鬼子进村了’，你们先生站在门口一个劲儿地笑。”何师母生前曾多次向我讲起这一情形。

一般说来，人们进大教授的家是有顾忌的，但到何先生家却如此轻松。一方面，何先生精神矍铄，年近百岁时仍可随时应对来者；另一方面，何先生与何师母平易、热情、风趣、健谈。

在造访者的队伍里，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与何先生相识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虽不是他的入室弟子，但大学毕业后，因工作关系经常请先生赐稿，或请先生出席学术会议，渐渐地，便与何先生一家熟络起来。我曾多次走进这个充满笑声、活力、书卷气的家庭，吃过饺子，品过香茗，那种如沐春风之感，至今回忆起来仍觉温暖。

“在北大读书的四年，是我过去生活最幸福的时期”

菏泽，全国著名的牡丹花出产地，何兹全先生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代，读私塾，进学堂，上中学。“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中国传统典籍为他打上了人生底色。

１９３１年，何兹全走出齐鲁大地，到北大读书。如果说，孔孟遗风给予他最初的雨露滋润，那么，北大这方沃土则让他的生命之树抽青吐翠。自由的学术空气，丰厚的文化资源，使年轻的何兹全眼界大开。在这里，他被胡适、傅斯年、钱穆等教授的风采深深吸引。“他们讲课都很生动，析理清楚、深刻，引人入胜，处处有他们独到的见解，使你佩服。老一代的学者，学问根基很扎实，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诵。”何先生生前回忆说。

在北大，他接触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也浏览了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托玛斯·穆尔和他的乌托邦》，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理论基石。大学二年级，他开始阅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每天钻进图书馆看书，书读多了，自然就有心得，就有想法。”伴着青春的激情与锐气，何兹全的学术之舟启航了。

他写的第一篇论文《北宋的差役与雇役》不久刊登在北京的《华北日报》上。翌年，他又撰写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大学毕业前，他竟写出了《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等７篇学术论文，深得教授们的赞扬。年轻的何先生却保持了难得的清醒：“２０多岁的人，所写的文章是很肤浅的。材料掌握得不多，但胆大敢于乱说，自然也有些新见解。”他的毕业论文《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以扎实的功力得到肯定，老师给了他８８分的好成绩。

每当回首往返于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与北大东斋（他当时的住所）“啃”《大藏经》的情形，何先生便难耐激动：“在北大读书的四年，是过去生活最幸福、最愉快、最有意义、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我童年也是比较幸福的，但童年是在天真无知中生活的。北大四年，是在有知识、逐渐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中生活的，比起童年，是高层次的幸福。”

1948年何兹全（左）一在哥伦比亚大学

“与我命运攸关的决策，去史语所是一次，回国又是一次”

抗日战争爆发前，何兹全远赴日本留学。在短暂的一年里，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他感到，此时不是读书时，此地不是读书地。国内形势使他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人才是爱国的，剿共就是屠杀爱国者，是不能容忍的。

１９３６年４月，他毅然回到祖国，积极宣传抗战，宣传国内外形势。“皖南事变”发生后，他预感内战将不可避免，于是，又产生回到书斋读书、做学问的念头。１９４４年，他来到位于四川李庄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在这里奠定了一生从事历史研究的基础。

在史语所，他撰写了《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和钱币问题》、《魏晋的中军》、《魏晋和南朝的兵制》等文章。在这些论文中，他最感欣慰的是，继《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之后，他在《魏晋和南朝的兵制》一文中对世兵制的提出和论述。这一阐述，揭示了世兵制的实质，对人们认识魏晋南北朝社会具有启迪意义。此外，他对世兵制的形成、制度化及其最终被破坏等问题也作了详细论述。这两篇论文加之他日后（１９８６年）发表的《孙吴的兵制》、《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等系列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学界人士认为，这几篇论文基本上厘清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兵制演变的脉络，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中的空白，对于府兵制的形成提出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观点。

１９４７年５月，何兹全远赴美国，到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所研习欧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他留学的目标很明确——学欧洲史是为了与中国史进行比较，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史。

在哥伦比亚大学，何先生阅读了大量欧洲古代中世纪的书，并同时在该校的中国史研究室工作。两年后，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学院一位教授要翻译我国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需要助手，何先生被介绍到那里工作。但此时，何先生并不平静，国内形势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心。１９４８年间，何先生一度作过《纽约新报》的主笔。他利用这个阵地，撰写了多篇社论，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

当新中国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的时候，他面临着人生的三岔口：回到祖国大陆？继续留在美国？还是应老师傅斯年之邀到台湾史语所？经历了思想挣扎，他终于作出选择：回到祖国大陆。“祖国的召唤让我决计回国，这种感情、这片心意很质朴也很实在，我只是那个时代爱国人群中的一个。”１９５０年９月，他满怀对新中国成立的欣喜之情，登上了横渡太平洋回国的轮船。

对于这段时期的经历，何先生很看重：“与我的命运攸关的决策，１９４４年去史语所是一次，１９５０年从美国回国又是一次。”

1998年为学生授课

“写文章，尤贵在有创始性、突破性”

从踏上祖国土地的那天起，何先生就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一生治学都是紧贴国计民生的，因为唯物史观告诉我，必须坚持抓重大问题。”他把历史研究作为人生的重要内容，凭借深厚的学养与坚强的毅力，在中国历史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笃学敬业。

一位与他同辈的史学家评价说：“检验科学理论正确与错误的方法中有一种是‘证伪’。要对何先生的观点‘证伪’，我想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不同意何先生的观点而另持他说的学者，也不能不认真慎重地考虑何先生的意见，以促使自己的研究再深入下去。”晚辈、后学仰慕他的学问：“何先生极为喜欢开拓新领域，自青年治学始至今一直保持学术创新实力，这实在是极其不易且许多学人难以企及的。”

的确，何先生的许多学术见解都深深镌刻在学人心中。１９３４年，何先生在《食货》杂志撰写论文，首次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于汉魏之际的观点。１９５８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兼管教师进修学院的吴晗请史学界人士作报告，何先生也在受邀之列。他以“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为题，阐述了４个具体问题：从交换经济到自然经济，从编户齐民、奴隶到部曲、客，从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从流民到地著。何先生认为，这4条是汉魏之际中国由古代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基本根据。

１９５６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何先生进一步对中国古代社会深入研究，撰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始于汉魏之际”的观点。这一学说在中国史学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反响。几十年之后，问及何先生对这一观点的看法，他依然很坚定。不追风，不苟同，独立之思考，自由之精神，择善固执，自成一派，他的学术风骨令人感佩。

2006年与学生合影

“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立脚人”

多次听何先生谈话，印象较深的有两次。

一次，他说荀子“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以及《中庸》的“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也”对他影响极大。他解释说，这两句话是辨证的，一方面要有主见；一方面要善于学习。后来，我慢慢观察，这种自信中不失自谦的精神在何先生身上表现得异常鲜明，而当这种精神融入生命的时候，就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诚如１９９１年周一良教授在何先生八十寿辰时对他的评价：“念兹在兹勤学问，神全形全乐期颐”。

另一次，何先生谈起往事时讲到他的老师香谷先生。他回忆说，香谷先生曾以圣贤之言教导学生，其中一句是“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立脚人”。他解释，这句说的是在困难危险面前不动摇、不低头的知难而进精神。在漫长的人生路上，他铭记香谷老师的教诲，每逢遇到坎坷与不幸，他对先生的话就有了深一层的理解，对先生的怀念就更加深厚。

何先生的“风急天寒夜”可谓至急至寒：２００７年，他唯一的独子，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何芳川突然被病魔夺走；第二年，相濡以沫７０年的老伴也离他而去。我相信，那个时刻，所有与何先生相知的人都想挺身替这位百岁老人挡一挡那如匕首般凛冽的人生厄运。可是，人们心里清楚，这“当门立脚人”没有替身，只能由他独当。在送别何师母时，我看到轮椅上的何先生悲痛欲绝。

他一定想起了，抗美援朝时，师母把心爱的小古玩也献了出来，她说，这东西对国家有点儿用；

他一定想起了，何师母与客人聊天时的神采：唐诗宋词、正史经典、武林好汉、民间歌谣……谈笑间，她信手拈来，风生满堂；

他一定想起了，上世纪９０年代，何师母把出版社给的３３２５元稿费，全部捐给了当年遭遇水灾的６个贫困孩子，说“钱要用在正地儿”；

他一定想起了，２００６年，９６岁的他整理文集时对老伴说“桑榆晚情逢盛世，不用扬鞭自奋蹄”，９２岁的老伴则举着放大镜读报写作、议论国事。

两年后，何先生离我们而去。在他身后，也留下人们无限的思念、深情的缅怀。

人们记得，他与夫人把１９两黄金捐献给国家支持抗美援朝；汶川地震后他拿出１万元捐给灾区人民；他用给老师傅斯年编书的稿费设立了贫困研究生奖学金，多年来悄悄资助困难学生并要求保密；他请年轻教师到家里改善生活；他一次次退掉兄弟学校给他的讲课费。

人们记得，他曾经对自己老师傅斯年的某些学术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他真诚地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在傅斯年先生墓前他却长跪不起，依依不舍。

人们记得，他和老伴对所有来客热情之至，而一旦谈起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贪官劣迹、学校食堂里白花花的馒头被扔掉时，便愤懑不已。

……

风雨中，何先生走完了“爱国一书生”的人生路，为中国学术留下了浓墨重彩。在送别何先生的仪式上，“寝馈书林逾七旬，治中西学成一家言，功在史坛称巨擘；尽心庠序臻百岁，教多方士育数代人，泽贻后学仰先生”的巨幅挽联是一代宗师的人生缩影。百岁老人，一部大书，留待后人阅读、品评。（作者系《文摘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