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迅猛发展，其发展模式大致可归纳为：以专业市场为纽带，带动周边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依靠民营经济大发展实现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因此，浙江经济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专业市场主导型的区域经济。本文拟在几个不同的专业市场主导型区域经济中，分析专业市场如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通过考察对比他们不同的形成机制、现状特点和发展态势，总结专业市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经验，为类似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一、“义乌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

从浙江内部各地的发展历史来看，早期的“温州模式”、“杭州模式”、“萧山模式”、“宁波模式”，再到后来的“义乌模式”、“台州现象”等，各个小区域由于地理区位、要素禀赋等先天条件不同，其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各具特色。省内各区域发展模式中，杭州、宁波等区域历史上属于发达区域，其发展得益于其先天条件，如土地资源、区位优势、天然港口、外资等，而温州、义乌等区域发展完全是在先天条件较差基础之上，特别是义乌，不沿边、不靠海、交通不便、地瘠人贫、自然资源匮乏，因此具有“落后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代表性，更加具有研究价值。

在义乌和温州两种区域发展模式中，大规模的专业市场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但专业市场在两种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

（一）两地专业市场的成因不同

义乌模式和温州模式被视为浙江模式的缩影，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大的区别，都是通过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互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发展的起点不同：“温州模式”中是民间创业热情形成产业集聚，进而催生专业市场；而“义乌模式”中则是专业市场不断做大，导致周边产业集聚。在时间上，两者也略有先后，义乌市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温州市场的扩散，也就是温州商人对义乌市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82年，温州出现创业小高潮，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1/10，30万经销员奔波于各地。出于企业销售产品的需要，1983年，温州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专业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从此之后，一系列的专业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温州的乡镇企业通过专业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并通过市场体系来配置生产要素，借助专业市场的力量，各种生产要素得以更加有效配置，区域经济获得了规模效应以及交易费用的降低。

义乌的经商传统源于当地农民肩挑货郎担的“鸡毛换糖”行为，这一艰辛的历程铸就了义乌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也使义乌人逐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商业经验,培养了经商技能，并养成了“不以利小而不为”以及善于发现、挖掘、把握商业机会的品质，为此后小商品市场的萌芽、诞生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商业文化基础，这也是义乌市场从薄利多销的小商品起步的重要原因。为便于货郎担在当地配货，1982年9月，义乌工商部门兴办了第一代仅705个摊位的小商品市场，并对刚刚萌生的个体、私营工商户采取了五项优惠政策，这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前身。此后，义乌县委、县政府领导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至撤县建市时的1988年，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摊位数量增加到6131个，年成交额也由第一代的392万元猛增至2.65亿元，与小商品市场配套的农村工业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均得到了较大发展，义乌小商品市场初具雏形。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鉴于义乌市场的产业支撑不足，义乌市委、市政府适时提出了引导部分经商户将商业资本转向工业，由此引发了新办小商品制造企业的热潮，大量小商品制造企业在小商品市场的周围实现聚集，工业实现蓬勃发展，为后来的“工商联动”奠定了基础。

（二）两地专业市场的功能各异

温州的专业市场，是为了解决温州企业产品销售问题而诞生的，属于原始属性的有形市场概念，是温州的数十万经销大军从全国各地带回来大量的商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汇聚到一处所形成的。尽管在合理配置要素，提高要素流动效率等方面也具有一定作用，它的功能比较单一，主要为了分销当地企业所生产的大量产品，其本质上还是一个商品市场的概念。这一点，从温州市场此后向其他区域进行扩散和扩展的方式也可以得到印证。温州商人将市场办到全国甚至全球各地，而这些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销售温州生产的各种商品。

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在诞生与发展的初期，主要也是承担商品市场功能，但随着当地政府在市场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出台一系列“顺势而为”的政策措施，以及市场自身不断的制度创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功能被极大的丰富与扩展，不再是商品市场单一的商品销售功能，而是以小商品市场为纽带，通过提供共享式交易平台和开展来料加工这两种主要方式，将国内外众多的小商品生产者和贸易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既包括前向的产品销售区域,也包括后向的产业支撑区域，辐射周边及国内外其他许多地区的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也就是“义乌商圈”。这些相关联的经济主体和区域或借助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一平台,将自身的产品销往各地；或通过该市场，采购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小商品；或直接、间接地为前两种主体服务。义乌小商品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枢纽和桥梁作用。

（三）两地专业市场的命运迥然

国内外的大量历史经验表明，大部分的商品专业市场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会逐步消亡，温州市场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温州的专业市场在规模和数量壮大后面临着管理方式的调整和与同类市场竞争的压力，发展的瓶颈逐渐显现，主要是由于经商户的进入门槛很低，几乎没有任何政策限制，经营的产品良莠不齐，甚至伪劣产品充斥其中。市场对企业的生产拉动功能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温州商人（企业家）逐步向其他区域、其他行业、其他市场进军，也让大量商品市场逐步丧失其继续存在的基础，从而走向消亡。

而义乌市场的命运却迥然不同。小商品市场在历经数十年的更新换代之后，不仅没有消亡的迹象，反而不断扩大规模，不断提升层次，形成具有强大辐射能力的区域分工网络，这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有两个，即政府力量和制度创新。

温州的专业市场发展带有强烈的自组织特征，即市场力量起着自组织的作用，政府则起着促进性和辅助性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无为而治”，因此，在市场自身的许多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出来之时，市场的发展便遭遇严重瓶颈，从而导致专业市场逐步消亡。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虽然也是由民间力量诱致的，但纵观其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提升过程，党委、政府的主动引导、调控和规范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是“浙江模式”所包含的“党委政府服务有为”这一特色的突出代表和成功典型。这种“有为”不是对市场规律的横加干涉，而是建立在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地位和群众首创精神的基础上，更多地体现出“顺势而为”、“适度有为”的特点。

（四）小结与启示

温州与义乌从宏观上都是“专业市场+产业集群”互动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但两地的专业市场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究其原因，归结起来只有一点，那就是“适时创新”。

温州的专业市场从诞生之日起，就属于传统的商品市场范畴，主要发挥了货物的流通功能，在当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它的功能符合历史潮流，因而获得繁荣发展。但随着短缺经济的终结，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从“数量”转向“质量”，一方面，温州专业市场单一的商品分销功能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政府有力的引导，市场创新乏力，最终走向消亡。而义乌的专业市场则适时地开展各种制度创新，使得专业市场从形态和功能上都得到了升华，从而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避免了以往单纯商品市场消亡的命运，并继续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性的主角。

二、义乌与临沂的比较

地处鲁南苏北的山东临沂，历史上是革命老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摆地摊、搞商业”，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之后，如今形成了包括68处“一市一品”、“一场一品”的专业化市场在内的庞大的批发市场群，城市经济规模迅猛增长，经济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市综合竞争能力迅速提升，成为淮海经济区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被称为“临沂现象”，也是专业市场主导型区域经济的典型代表。因此，舆论界素有“南有义乌、北有临沂”之说。

（一）关于市场规模与地区专业化水平的理论框架

与包括温州市场在内的大部分商品市场不同，义乌与临沂的专业市场都属于转型升级后的市场形态，具备了深化区域分工、推动区域一体化以及辐射周边等功能。因此，本文拟借助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进行实证考察。经济学理论认为，随着专业市场的规模增大，通过降低发展一个商务关系的费用率、增加网络参与者的数量和现有每次交易的费用率，可以提高专业市场的分工可靠性。在此情况下，外围地区的专业化部门就可能得到继续深化，并不断被卷入到专业市场的分工网络。与此同时，外围地区的专业化部门借助专业市场的大规模需求发展生产，收入不断增加，并通过乘数效应推动本地的经济成倍增长，当专业化部门的收入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可以引起区域经济的“向外聚爆”，带来该地区经济的巨大增长，这就是专业市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

如图1所示，专业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但这种规模效益并不能无限持续，当市场规模扩大到临界点时，成本的增加将超过收益，而这个临界点就是“最优点”，即图1中的B点。市场规模扩大带来产业集聚。在专业市场主导型区域中，当地区专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便不再提高，此时市场规模达到最优。因此，到通过测算地区专业化水平的变化情况，可以了解该地区市场规模是否已达到临界点，从而防止地方政府盲目扩大市场规模。

图1市场规模与产业集聚

为测算地区专业化水平，本文选取了地区相对专业指数和地区间专业化指数两个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j、k分别为地区i、地区j、行业k，为地区i行业K的产值数。式1表示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即某一地区各行业的专业化系数与其余地区相应行业的专业化系数差的绝对值之和，测度的是第i地区与其余地区平均水平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或称第i地区的专业化程度。式2表示地区间专业化指数，直接衡量的是两个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程度，取值范围为0-2，数值越大代表两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越强。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与地区间专业化指数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描述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差异程度，可以相互佐证。

（二）义乌与临沂的地区专业化水平测算

本文在下面的计算中选择的时间节点为2000年和2007年。这里有必要对此做出说明：义乌市场中64%的商品是外销，临沂市场虽然以内销为主，但外销的比例也占20%左右。因此，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对两个专业市场辐射圈的商品生产和销售都造成了冲击，对义乌的影响尤其严重，例如，1998年义乌市场成交额比上年大幅下降（2000年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2008年底的市场成交额增幅比上年也出现了回落，这些变化都有可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对专业市场辐射圈的各产业造成冲击，并且，因为各区县的主导产业不同，受到的影响程度可能并不相同，这种异常波动对各区域专业化指数的测算将带来较大的极值影响，从而对结果的分析造成误导。因此，为了尽量降低经济异常波动对于计算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选取这两个时间点进行测算。

1.义乌周边地区（金华各区县市）专业化水平测算

根据式（1）计算出的2000年与2007年义乌周边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显示，至2007年，除永康市和磐安县以外的其它地区的专业化指数相比2000年都有了显著的下降，从2000年的均值为0.66下降到2007年的均值为0. 57（详见表1）。

表1 按国民经济行业计算的义乌周边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变动

数据来源：根据《金华统计年鉴》（2001、2008）计算

根据式（2）计算出的2000年与2007年金华各区县市地区间专业化指数平均值显示，2007年全市的专业化指数平均值比2000年略微下降了0.01，总体上与2000年基本持平，各区县市的专业化指数平均值则有升有降。2007年金华全市的专业化水平与2000年基本保持不变。意味着该区域的市场规模已经位于临界点B点的位置，但内部各县市的产业集群仍然在不断的调整当中，导致各个小区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变动（详见表2）。

表2 按国民经济行业计算的金华各县市地区间专业化指数的平均值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金华统计年鉴》（2001、2008）计算

2.临沂地区专业化水平测算

根据式（1）计算出的2000年与2007年临沂各县市相对专业化指数显示，2007年除平邑外的其它地区的专业化指数比2000年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从2000年的均值为0.28提高到2007年的均值为0.45（详见表3）。因此，可以推测，随着临沂专业市场的扩张，其辐射区域的专业化水平已有较大的提高。但是单从表3我们无法区分地区的专业化指数提高是由于所有产业都集中到了少数地区，还是各地区实现了有差异的产业结构，也就是说，我们还无法判断其是处于产业集聚的倒“U”型曲线的前半段还是后半段（B点之前还是B点之后）。

表3 按国民经济行业计算的临沂各区县市相对专业化指数变动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临沂市统计年鉴》（2001、2008）计算

根据式（2）计算出的2000年与2007年临沂各区县市地区间专业化指数平均值显示，2007年临沂全市的地区间专业化指数平均值从0.38提高到0.56，且所有区县市的专业化水平均比2000年明显提高（详见表4），也就是说，临沂市场辐射的区域内，专业化的分工正在加深，产业集聚正处于倒“U”型曲线的前半段。

表4按国民经济行业计算的临沂各区县市地区间专业化指数的平均值比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临沂统计年鉴》（2001、2008）计算

（三）基于专业化水平测算的分析

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程度会对产业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对义乌和临沂两地而言，先天性的区位条件、自然资源、要素禀赋等方面，义乌并不比临沂更佳，但地区专业化水平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却远远领先于临沂，通过分析，可以从政府力量的不同来寻找义乌和临沂两个市场辐射圈内专业化指数差异也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阶段差异的根源。

1.相关配套建设的力度不同

出于对接小商品市场的考虑，早在2005年，金华（即义乌及其周边地区）就明确提出构建“大金华公路网”战略，并且为了加快专业市场与周围产业集群间的要素流动，专门建立了“共建大金华”专项发展资金，即按各区县(市)地方财政体制分成收入的1.5%统筹，用于一体化建设。针对镜内交通等级不高、封闭运行收费公路较多等问题，金华市确立了“城际通道、疏港通道、出省通道”布局，积极构筑连接长三角经济区、温台沿海和四省九方经济协作区腹地的立体综合交通网络。目前义乌专业市场辐射圈内便捷、高效、网络化的高等级快速交通雏形已经显现，将进一步拉进各县（市）之间时空距离，为加速生产要素流动整合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临沂尽管也是一个交通枢纽，但是多体现在与外部省（市）的铁路和公路联系上，本辖区内的各县（市）之间的交通建设，无论在投资还是协调力度上都与金华存在不小的差距。例如，截至2010年底，虽然临沂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22316.4公里，但是，其中63.5%是2005年之后实现的，即2005年只有不到8000公里，而同期金华已超过10000公里。

2.对专业市场相关配套制度的供给能力不同

在义乌，专业市场虽然一开始是由民间力量诱致的，但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政府的引导、调控、规范、服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义乌政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和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资金、土地、人才、能源等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政府全面退出了竞争性领域，但对于关系发展全局和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采取了强有力的调控手段，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例如，在市场建设、摊位租金、联托运业、划行规市、打假治劣等方面，政府保持着强有力的权威，有效避免了区域内商户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

而在临沂，政府对专业市场的控制力相对较弱，鼓励和支持群众自谋职业、自主发展，引导社会各方支持市场发展，引导村居、企业投资办市场，总体上奉行的是政府指导和多元主体协作共同发展的政策。因而，临沂的市场制度在系统性和规范化方面表现得相对滞后，例如，直到2005年，《中国临沂商城总体规划》才明确提出将城区的90多个专业市场整合提升为13个商品交易功能区。

三、几点结论

（一）区域经济发展并无固定模式

通过上文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一个大区域中的各个小区域，其经济发展千差万别，就会呈现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而同样是“专业市场主导型区域经济”的不同区域，其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外在表现仍然差异巨大，就像温州与义乌、义乌与临沂，都各不相同。因此，区域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固定模式，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在义乌与临沂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发现义乌市场的发展阶段要高于临沂，也就是说，义乌过去一个阶段的发展经验，也许可以为临沂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但这并不意味着“义乌模式”就可以在临沂复制。同样的道理，这些发展较好区域的成功经验也无法直接在其他相似的区域进行移植。通过比较分析，提炼各种模式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对其他区域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使其少走弯路，但绝不能照搬照抄。

（二）专业市场发展不能片面追求规模

过去几十年风风火火的市场大潮，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中国速度”，专业市场的发展确实对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拉动力，但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在如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市场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市场的生命力不在规模，而在其是否符合时代要求。在如今我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必须向集约型转变。因此，各后发地区在发展专业市场的时候，必须避免一味追求规模，不注重品质的做法。

（三）政府力量必须“适时”、“适度”

我们认为义乌市场之所以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与义乌政府的“顺势而为”、“适度有为”有着直接关系。这里的“顺势”正是指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大势，也就是适时。

一方面，要避免政府的“不作为”，另一方面，更要避免政府“过度有为”。一味奉行“无为而治”，任由市场自生自灭，必然导致市场因自身的固有缺陷无法得到克服，不能健康发展甚至自行消亡。而如果“过度有为”，则会人为扭曲市场运行轨迹，让区域经济误入歧途。正如市场规模扩大到一定阶段时，会出现秩序混乱、恶性竞争、结构失衡等情况，就需要政府力量去规范、协调与整治，这中间就需要把握好“度”，既要调控好市场秩序，又不能打击市场的积极性，也就是要“适度”。

（四）长盛不衰的唯一秘诀是“创新”

义乌政府从最早的“兴商建市”战略，到后来的“以商带工”，再到后来的“工商联动”，可以说，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而这种创新是基于对历史潮流的准确判断，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而非政府主观的随意创新。此外，在义乌市场几十年的发展中，无论是生产组织、交易方式还是区域分工、一体化合作等，也经历了各种形式的拓展与革新。义乌的区域分工，已经从单纯产品的块状集聚转变为服务的块状集聚。即从以前的各地方分别生产不同的产品发展到如今一个产品由各地方提供各道工序的加工服务，也就是建立在分工更加细化基础上的区域一体化。正是这一系列的创新，保障了义乌市场不断更新换代，区域经济长盛不衰。

因此，其他区域在学习“义乌模式”，借鉴“义乌经验”时，不能停留在学形式，而要着重学习义乌的创新精神。“义乌模式”今后要想继续保持快速发展，不能靠吃老本，也必须靠持续的创新。只有自主创新，才是所有模式真正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