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务工办企业，谋求异地发展。浙江省委政研室、省经合办发布的《关于促进省外浙江人经济与浙江经济互动发展的调查报告》显示，据全国29个省级浙江商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浙江在省外经商办企业的人员约为600万，省外浙商共创办各类企业26万多家、各类专业市场2000多个，投资总规模超3万亿元，其中从浙江输出的资本约1.3万亿元；向当地缴纳税收1200多亿元，解决1136万人的就业。“浙江人经济”这一特殊的经济现象备受世人瞩目。浙江人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中，不仅延伸了浙江产业链，推动浙江产业的梯度转移，还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国家区域统筹发展作出了贡献。本文梳理了省外浙江人的发展历程、特征，分析了“浙江人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及对浙江经济的反哺，指出“浙商回归”所面临的状况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务工办企业，谋求异地发展，形成了“浙江人经济”这一特殊的经济现象。“浙江人经济”指的是浙江人在浙江以及浙江以外任何地方创造的经济总量。在浙江本土区域内，市场主体总量为318万户，包括70.4万家民营企业与228.6万个体商工商户；在国内，有超过640万浙江人投资创业，投资总额接近4万亿元，年产值几乎接近浙江全省的GDP；在海外，更有150多万浙商把生意做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也就是备受瞩目的“浙江人经济”现象。本文把研究视角放在全国各地(除浙江外,不包括港澳台)“浙江人经济”（以下简称“浙江人经济”），梳理“浙江人经济”的发展历程、特征，分析了“浙江人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及对浙江经济的反哺，指出“浙商回归”所面临的状况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参考。

一、“浙江人经济”发展历程及特征

过去30多年间，浙江人民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凭借与生俱来的市场意识，抢抓机遇、创业发展、创新图强，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书写了一幅“农民变居民、老乡变老板、晒场变市场、会场变工厂、集市变城市”的感人历史画卷，浙江人在全国各地为当地创造着GDP和财政收入以及传播市场经济理念，推动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GDP记到别人账上，税金缴到别人的口袋”， 浙江人在省外取得了不菲成绩。浙江省委政研室、省经合办发布的《关于促进省外浙江人经济与浙江经济互动发展的调查报告》显示，据全国29个省级浙江商会的不完全统计，2010年末,浙江在全国各地(除浙江外,不包括港澳台)经商办企业的人员超过600万,占浙江同期户籍人口4748万的12.6%;浙商省外投资总规模超过3万亿元，其中从浙江输出的资本约1.3万亿元，由当地经营收益转为投资的资金达8000亿余元。创办各类企业26万多家,各类专业市场2000多个。其中，在省外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浙江人达400余万，超过了省内个体工商户390万的从业人数。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在境外创造财富的浙江商人。

（一）“浙江人经济”的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外出创业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资本原始积累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本阶段呈现出的特点是，浙籍资本在全国呈无序状扩散。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凭借其地理位置偏僻，旧体制和禁锢性等约束力相对较弱的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政策造就的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率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以生产小商品的家庭工业为主体、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千军万马闯市场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迅速发展了地方经济，并在短短十多年间就初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该阶段，浙江人在外主要是“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如修鞋、弹棉花以及走街串巷、小商小贩等。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至1990年，浙江常年在省外务工经商人员达100万左右。

第二阶段：资本向外扩张阶段（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

20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不少区域如温州、宁波、台州等地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资本开始出现向外扩张的需求。浙江人异地经商模式从个体商贩向商圈经营转换，开始在服装、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行业投资，浙江店逐渐扩张成浙江村、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商贸城，“工厂+专业市场”的浙江模式开始向外克隆。该阶段，浙江人在外主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浙商在外人员达207万左右。

第三阶段：大规模投资阶段（2000年至今）

在外经商、投资和创业的浙商，创造了蔚为壮观的“浙江人经济”，突出表现在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领域不断拓展，经营方式不断创新。完成资本积累的浙江企业开始相对集中地投资于中心大都市（尤其是上海），将部分职能机构如销售中心甚至总部迁至这些城市。同时，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先后实施，以及省委实施接轨上海、推进长三角合作与交流的战略决策，国家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等政策鼓励，一大批浙江企业带着资本、品牌、理念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实现了从商贸流通、商品生产向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的新跨越。该阶段，浙江人在外主要是“做别人做不了的事”。

（二）“浙江人经济”发展特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凭借先发优势，成为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经济实现了赶超式、跨越式发展，在全国各省市区中，经济总量位次由1978年第12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4位；人均生产总值由第16位上升到第5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第12位上升到第4位；外贸进出口总额由第15位上升到第5位；外贸出口总额由第14位上升到第3位；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由第14位上升到第5位；三次产业构成由1978年的38.1:43.3:18.6转变为2011年的4.9:51.2:43.9，基本实现了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与此同时，在浙江省外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浙江人已达400多万，超过省内个体工商户390万人的从业人数，并呈现出以下特征：

1.投资以发达地区为主。省外浙江人的投资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多，截至2010年，在北京、天津、山东、上海、广东、江苏、福建、海南等8个省市，省外浙江人累计投资约1.1万亿元，占总额的52%。2012年浙商全国500强榜单显示，浙商前100强中有14家在省外，包括北京建龙重工、上海复星、申通快递、美特斯邦威等，而前500强中则有73家在省外，其中，北京19家，江西16家、重庆9家、江苏5家、山东4家、广东3家、湖南2家，安徽、河南、陕西、甘肃、云南等中西部省份均只有1家。

2.投资企业类型多样。在多年异地发展中，省外浙江人由初期的以经营加工贸易业为主，逐渐向多领域进军。目前较大规模从事矿产资源开发、规模农业发展、汽车、机电电器、特殊材料等现代工业生产，以及涉足金融、传媒、物流和文化等新兴服务产业领域。省委政研室、省经合办的调查显示，在省外浙江人创办的26万多家企业中，矿产资源企业有3851家、农业企业有4315家、电子电器企业有18856家、轻工机械企业有17606家、建筑企业有14707家、商贸企业有20230家。浙商投资的项目规模引人瞩目，目前省外浙商在外投资亿元以上的企业项目达到2561个，其中投资10亿元以上的达到454个。相当一批有实力的浙商企业，开始着眼于创新发展。他们创办研发中心，创建科研基地，兴办高等院校，广泛招揽培养人才，进军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等高端领域。如阿里巴巴在成都投资1亿美元，建立公司的西部基地。吉利集团融资10多亿元，在北京兴办了有1万名学生规模的北京吉利大学。浙江正达集团拟投资80亿元打造武汉水乡旅游新城，将杭州西湖和威尼斯水城风景“移植”到武汉。这些企业的创新发展，有效延伸了省外浙江人经济的产业链，提升了省外浙江人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增强了省外浙江人经济的发展后劲。

3.投资重点契合国家战略布局。嗅觉敏锐的浙江人，紧紧抓住了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发展先机。近年来，省外浙江人积极参与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充分把握国家政策重点倾斜的机遇，顺势而为，借机发展，借力扩张，谋求浙江企业在全国的发展布局。他们取长补短，结合浙江资源短缺和中西部、东北部等地区矿产资源丰富的实际，注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省委政研室、省经合办的调查表明，截至2010年，省外浙商在国家各战略实施区域投资创办各类园区373个，规划开发面积90.6万亩，投资总额达7226亿元。从事与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项目占投资总量的近1/3。其中农业园区58个，规划开发面积37.4万亩，投资总额141亿元;工业园区178个，规划开发面积41.7万亩，投资总额5933亿元;服务贸易园区137个，规划开发面积11.5万亩，投资总额1152亿元。目前，一批由浙商规划开发的园区，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如吉林浙商与松原市政府共同筹建松原浙江工业园，占地7平方公里，已经有10多户浙江企业入园发展。四川浙商投资10亿元，在内江兴建浙商工业园，首批已经有6个项目入驻。新疆浙商投资36亿元兴建了出口加工基地——浙江小五金工业园，部分企业已经投产。大批开发园区的建立，让省外浙商又一次抓住了国家新一轮开发开放的发展大机遇，有效占领了当地发展高地。浙商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中，不仅延伸了浙江产业链，推动浙江产业的梯度转移，还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国家区域统筹发展作出了贡献。

4.社会责任意识不断提高。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浙江人，视野更加广阔、创新更加自觉，更加讲求责任。随着创业发展的成功，许多省外浙江人社会责任意识不断提升，由创业致富开始转向回报社会，开展多种公益和慈善事业，改善当地发展条件，为当地社会发展作贡献。2007年5月，全国民营企业第一份正式的企业社会责任宣言——《浙商社会责任倡议书》问世，让世人看到了浙商的另一个名字是“责商”。四川汶川大地震省外浙江人捐款捐物累计金额超过15亿元。2008年，省外浙江人经济的销售规模达到17672亿元，向当地缴纳税收1243亿元。通过兴办各类实业，解决了当地1136万多人的就业。浙商们的奉献和贡献，赢得了当地的认可和尊重，逐渐同流入地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的融合。据调查，省外浙江人在当地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超过千人。由于对当地贡献突出，106名省外浙江人荣获“五一”劳动奖章，772人获当地优秀企业家称号。

省外浙江人经济的发展，为创业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所形容：“一定程度讲，浙商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鲇鱼’。浙商所到之处，带去了浙商市场化的理念和经验，带去了浙商的开拓创新精神、团结互助精神、爱国爱乡精神，激活了当地的民营机制，推动了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

二、“浙江人经济”的影响分析

（一）“浙江人经济”对全国的影响分析

浙江人走南闯北，挺进中原，征战西部，抢占上海滩，进军华尔街，“浙江村”、“温州街”、“台州路”、“义乌市场”等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2012中国500强民营企业，浙江占了142席，连续14年居全国之首。吉利、广厦、娃哈哈、海亮等四家家企业年营业收入超过了670亿元。浙商的异军突起，为中国经济发展增强了动力、增加了特色、增添了亮点，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表1 浙江民企历年进入中国民企500强比率

资料来源：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1.“浙江制造”遍布全国。省委政研室、省经合办的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省外浙江人共创办各类企业26万多家、各类专业市场2000多个，投资总规模超3万亿元。在江苏，浙商开发的市场总面积已超过700万平方米，摊位数接近6万。年销售额在10亿元以上的就有江苏华东五金城等10多个，其中浙江原产地产品的年销售额超过110亿元。如位于江苏姜堰的华东五金城，年交易额近80亿元，其中60%左右是浙江产品，是浙江在江苏挂牌的首批浙江产品营销中心。依托省外浙江人建立的市场这个天然的销售网络，截止2011年，我省已在全国20个省区设立了20家拓展浙江产品市场办公室、204家浙江产品营销中心和534家浙江产品重点经销户。营销的商品涵盖了浙江所有的主导产品和名特优新产品。

2.“浙江投资”与投资地优势互补。作为资源小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的日益增大，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素对浙江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资源匮乏的浙江省，能源消费的95%以上资源靠省外调入。一次能源资源贫乏与能源供应高度外向依赖并存的基本格局，不大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能源成为浙江经济发展中的软肋，而宁夏、山西、内蒙古等省份则具有丰富的煤炭、电力资源。浙江省政府先后与这些省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产业换资源，实现双方合作共赢。2009年，山西煤炭资源整合，重创了活跃在山西做煤矿投资的浙商。但浙商又抓住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这一机遇，迅速完成企业扩张。如今大批浙商在资源富集的省区投资兴业，与浙江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仅在山西，浙商就有30多万人。

3.“浙江企业”助推当地就业。省委政研室、省经合办的调查显示，从总量上看，省外浙商在全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超过3万亿元，通过举办各类企业，浙商累计为当地解决了1100万余人的就业。从各省浙江商会公布的数据来看，在安徽，浙江企业从10年前130多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额200多亿元，发展到现在拥有10000多家企业，总投资逾10000亿元，仅2011年投资的项目就有1379个，投资额为4808亿元。以合肥为例，10万浙商创造了近30万人次的就业机会。在四川，目前有浙商30余万，工商企业约10万户。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企业1500家，创办各类商城、市场150多个，每年吸纳100万人就业，每年纳税超100亿元，年销售额超1000亿元，资产总额超10000亿元。在云南，投资兴业的浙商超过30万人，累积在滇投资超过1000亿元，投资领域涉及IT、房地产、矿产、水电等众多行业。

表2 浙江人在全国投资规模分布

资料来源：创业中国·2010浙商新版图，《浙商》，2011（11）。

4.“浙江粮仓”保障粮食安全。七山一水二分地的浙江，耕地资源十分紧缺。据相关数据显示，广东省是粮食的第一主销区，粮食自给率不到40%，浙江仅次于广东，尤以杭州为最。据杭州市粮食局的统计显示，杭州每年的大米需求量在350万吨左右，几乎全部靠省外调运。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倡导支持下，浙江人先后在东北和中西部创办农业种植园区，面积达5000万亩，已超本省耕地。省委、省政府鼓励种粮大户和农业企业跨省包田种粮，然后返销浙江。近些年，浙江人“跨省包田”涉及的省份包括黑龙江、辽宁、江苏、安徽、江西等10多个省份。据省粮食部门统计，我省2011年在省外主产区建立粮食生产基地305万亩，其中东北为143万亩；每年外省可提供的商品粮源约114.7万吨，其中东北约为58.6万吨，占据半壁江山。勤劳的浙江人在北大荒建起了“浙江粮仓”。同时，在省外的浙江种粮人，已“鸟枪换炮”数代：从当初的单枪匹马闯市场，到如今以企业化、规模化发展，并且创立自己的品牌，就地建起粮仓、加工厂，创立自己的品牌，销往浙江、全国各地甚至出口国外。这不仅让浙江人吃得饱、吃得好，保障了浙江粮食安全，同时也帮助粮产地的粮食顺利走上市场轨道，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增加农户种粮收入。目前，浙江省已与黑龙江、江西、山东等12个主产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产销合作，在省外主产区建立粮食生产基地305万亩(其中东北三省一区为143万亩，占47%左右)，可提供的商品粮源约114.7万吨(其中东北三省一区约为58.6万吨，占51%)。

（二）“浙江人经济”对浙江本土的影响分析

浙江既不像江苏和广东可以依靠大量引进外资，也无法像中西部那样借助中央政府补贴，浙江最大的优势还是浙商群体。如今，浙江政府正在强化为企业服务。为保证浙商唱好“走出去”发展这出大戏，全省各地各级党委、政府切实发挥组织、引导、协调、服务作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每年坚持率浙商代表参加的党政代表团出访。每到一地学习考察出访，都要召开当地浙籍企业家代表座谈会，了解关心他们在当地创业的情况，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每次出访，都刮起了一股股浙商投资合作交流的“浙江旋风”。我省还联合兄弟省、市、自治区频繁举办各种类型的展销会、洽谈会、推介会；组织企业参加各种考察，开展友好城市交往，协调做好国外、兄弟省（市、自治区）来浙考察招商，举办浙商大会和评选“浙商最佳投资城市”等多形式的互动交流，推动各层次合作交流的不断深入。此外，为了提高投资项目的成功率、落地率，我省积极建立了省际政府和政府部门间的联合协调会议制度和合作项目跟踪协调制度，力求通过政府部门间的协商对话，努力提高合作项目履约率和资金到位率，确保合作项目“签约一个、成功一个、见效一个”。在29个省（区、市）成立了在外浙江企业联合会（商会），实现了在外浙江企业管理、联络、服务工作的网络化、规范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战略的实施。

同时，我省还注重发挥政策的激励作用，专门设立了实施“走出去”战略资金，对参与西部开发等国家战略的企业进行贷款贴息的政策扶持，极大地调动了浙商“走出去”、参与国际国内合作交流的积极性。

三、“浙江人经济”反哺浙江经济

富而思源，报效桑梓。当浙商意气风发寻觅机会之时，亦把目光投向故乡沃土，一股浙商“反哺热”迅速蔓延。省委政研室、省经合办的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省外浙江人累计回浙投资办企业2470多家，投资总额900多亿元。在温州、台州和丽水等市，省外浙江人已成为外来投资的重要力量。许多回归浙商积极参与当地城市化建设，包括房地产开发、旧城改造等。这些项目实施加快了我省各地的城市化进程。2006年以来，省外浙商在我省欠发达地区实施产业回归项目近400个，投资总额超过100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在浙商回归项目中，有一大批是公益社会类。近年来，省外浙江人在教育、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捐赠项目达到350个，捐赠资金越过1.4亿元，对于我省全面改善民生起到了积极补充作用[1]。

在今年1月30日浙江省民营经济大会期间举行的浙商回归工程项目签约仪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浙商纷纷表示愿意回乡投资，当日签署了33个投资项目，投资金额达到778.5亿元，其中浙商回归投资项目有9个。据省经合办统计，今年1至6月浙商回归引进项目到位资金已达到708.7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8%。在这些项目中，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和总部经济、重大产业等项目资金占比超过60%。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浙江省浙商回归引进项目到位资金1102亿元，新引进浙商回归项目1080个，初步形成了浙商回归发展的良好局面。千万浙商的回归工程正在带动浙江本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提质。

浙商回归不仅是数字上的经济回归与心理上的亲情回归，还是浙商精神的回归。逆境求生、重视实业的浙商精神，对于当前形势下的浙江省广大民营企业来说，显得格外重要。

（一）面临的机遇

1.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浙商回归。

“浙商回归工程”是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要决策。浙江从2006年开始着手实施引进省外浙商回乡创业工作。

2006年2月，浙江省政府首届浙商大会上，正式启动实施了“省外浙商回归工程”。各地高度重视，建立了回归项目的政策激励机制。杭州提出把“省外浙商回归工程”作为杭州发展省会经济的重要契机，以项目合作为中心，加强与省外浙商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温州把“省外浙商回归工程”作为“一号工程”，提出了“政府推动、市场引导、商会协助”的具体实施方案……各地党委政府开出政策、土地、税收优惠清单，浙商落叶归根之心渐浓。

2007年，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扎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创业创新，必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成为两创总战略的重要内容，成为拓展全省创业创新空间的战略之举。

2009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浙江省委提出，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坚持“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互促共进，支持浙商在境外和省外创业创新。随后，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内开放加强国内合作交流的若干意见》。

2011年年初，省人代会上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关心支持海外省外浙商发展，实施‘浙商回归工程’，积极引导省外浙江人回乡兴办高层次产业，促进‘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融合发展。

今年，浙江省政府将吸引浙商回归定为 “头号工程”，成立了“回归引进”领导小组，由省领导挂帅；全省成立了29个浙商回归“引进办”，并启动对省市领导以及省外浙江商会的目标责任制考核；除此之外，浙江省各级政府部门还承诺给予回归企业一次性奖励和各种税收土地优惠，这些都体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引导浙商回归的决心和力度，给浙商回归创造了极为有力的外部环境。

2.浙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吸引浙商回归。

浙江省提出“十二五”加快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为浙商转型搭起新平台。从去年到今年，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四大国家层面的战略相继获批，浙商参与这些重大项目成为可能。

这几年，浙江在加快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解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进展明显。据中科院发布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2》，浙江科学发展总水平2010年和2011年均居全国第四位；涵盖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管理质量五大子系统的GDP质量指数，2011年浙江也居全国第三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去年发布的“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评价指数”，浙江在转变“水平较高”的省、自治区中排名第二；在转变“提高较快”的省、自治区中排名第三；在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六个一级指标中，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需求结构指标均排在第一位，环境指标和产业结构指标排在第三位，要素效率指标和创新指标分别为第四位和第五位。浙江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据浙江省淘汰落后产能协调小组办公室的数据，2011年，浙江省已顺利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其中淘汰水泥产能1040.4万吨、造纸产能16.1万吨、印染产能2.108亿米、化纤产能21.88万吨、关停小火电机组92.05万千瓦。而且按省级验收标准对主体设备进行了拆除，大部分还对拆后的场地进行了平整，为先进生产力“腾笼换鸟”。2012年还将淘汰97家企业的落后产能，涉及到7个行业。

投资环境的改善也吸引浙商回归的脚步。投资环境从市场秩序、社会稳定性以及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来说，综合性的环境，比如政府效率和态度、土地、税收、劳动力成本等等，浙江也为浙商回归改善条件，创造机会。

浙商自身也亟需转型发展。产业发展与打拼创业存在一定的自然法则和规律，大量走出去的浙商完成了资本积累，正面临新的产业转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让省外浙商无论在贷款还是项目的推进上，都不再如往昔顺利。此外，曾凭着韧劲和拼劲闯天下的浙商，大多五六十岁，遇到“交接班”的考验，这些综合因素交织在一起，加速了浙商回归的步伐。

（二）遇到的困难

1.浙江经济增速明显回落。

当前浙江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总量持续增长，但增速明显回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经济总量都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基本态势，全省GDP2004年突破万亿元，2008年突破2万亿元，2011年突破3万亿元；人均GDP1996年突破1000美元，2011年突破9000美元。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的总量还是人均水平，都是稳步上升的。但近年浙江经济尽管总量持续增长，增长速度却开始明显减缓。2010年一季度至今年一季度，全省GDP增速总体逐季下行，由15%回落到了7.1%，且已低于全国平均增速，前三季度回升到7.7%，才追平全国增速，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同比增速均回落。1-10月，我省出口增速低于全国同期（7.8%）3.4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一是外部环境严峻，受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浙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二是受近年来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资源环境制约和节能减排强化的影响。

2.企业外部环境困难加剧。

首先，国际市场需求减弱。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结束，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欧美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需求不振，浙江的外贸出口后劲不足。今年以来，浙江出口继续呈低速增长态势，出口对浙江经济增长的拉力明显减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EIU)发布的全球经济形势预测指出，欧债危机继续肆虐，全球各地遭受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同比增长3.2%，低于2010年和2011年5.1%和3.7%的增速。

其次，综合成本上升过快。一是原材料成本。2011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呈上行格局，加上国内通涨因素，原材料价格一路走高，给企业带来了很大压力。二是融资成本。据省委政研室的调查，2011年企业综合贷款利率为9.53%，比2010年上升3个百分点。三是劳动力成本。目前，浙江省最低月工资标准最高一档为1310元，是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省份。浙江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用工成本较上年提高了15%至20%，用工市场上“短工化”“高流动率”现象十分突出。四是用地成本。浙江可用土地资源是江苏的1/3、广东的1/4，用地空间明显受限，投资项目严重受制于征地难、用地贵。五是用电成本。去年12月，浙江火电上网电价以及用户电价上调。

第三，节能减排压力加大。“十二五”国家节能目标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6%，国家将浙江列为一类地区，要求节能指标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8%，比全国平均高出2个百分点。浙江节能减排压力很大。从自然资源相对承载力看，浙江也处于超载状态。据浙江省咨询委研究，浙江相对能源、土地、水三种自然资源承载力，超载人口自1996年起超过2300万，超载53%；2010年超载3000万，超载56%，且超载形势越来越严峻。

3.民间投资大量外流。

浙江实体经济空心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民资外流。浙江省内投资严重不足，中小企业亟待资金支持。近10年来，浙江投资率增速一直低于8.6%的全国平均水平。GDP增速已经连续10年下滑。由于企业大量迁离、民资外流、热钱化倾向加重，浙江经济存在“产业空心化”的忧患。在浙江省民间融资领域，2010年以来，由于没有完备的政策规范引导，造成了融资市场的混乱，致使一批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民企老板跑路，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尤以温州情况严重。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今年3月，国家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提出12项待解任务，要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金融环境明显优化，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尽管浙江省为了吸引省外浙商回归投资在2012年出台了有力政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目前省内民资市场的情况仍然不乐观。

4.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草根”浙商,主要出身于农民和基层百姓，缺乏资金、技术和知识等,主要采取个私所有和家庭或家族经营的方式，走的是模仿和模仿创新的路子,多从事对资本和技术要求比较低的传统产业。浙江传统制造业比重和传统服务业比重均占70%左右，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不强。高新技术产业增速慢于广东、江苏等发达省份。研发投入不足是自主创新的最大瓶颈。《2010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浙江R&D经费投入强度（即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8%，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02个百分点，低于北京、上海、天津、陕西、江苏；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0.8%，也比较低。从人才支撑看，进入国家211工程院校浙江只有1所，而山东有3所，广东4所，上海10所，江苏达11所。

此外，许多省外浙商异乡长年打拼，积累的人脉资源在外。省外有上千浙江人在当地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回到家乡，这些发展优势因素还有几何？更愁的是，子女一代对故乡并非都有认同感。浙商回归和回归项目的落地生根和长远发展，与之建立更畅通的沟通渠道与途径也存在隐忧。

四、“浙江人经济”和浙江经济融合共赢的政策建议

作为全国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如今大力提倡“回乡经济”之时，浙江人回乡投资什么？“浙江人经济”要通过哪些产业媒质才能落地转化为“浙江经济”？这是摆在我们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应把握好“稳中求进、转中求好”，不仅要吸引浙商回归，而且要引导他们成为推动浙江转型升级的生力军。必须清醒地看到，靠劳动力成本、土地资源等来吸引浙商回归，是不现实的，而创新要素和制度环境对浙商回归将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浙江人经济”和浙江经济融合共赢。

1.强化政府服务意识。建议强化政府服务意识，改进政府服务方式，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加强诚信监督管理，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营造鼓励浙商干事业、支持浙商干成事业的制度环境。通过产业政策的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和“贴息”、“补助”、“配套”、“奖励”等杠杆，引导回归浙商在企业高新化升级和产业高端化发展中作出更大贡献，在全省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2.鼓励浙商参与四大平台建设。一是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浙江规划了7个市、47个县作为发展海洋经济示范区重点投资领域，主要的量化目标是在2015年海洋生产总值要达到7000亿元，比2010年翻一番。二是推进舟山群岛新区建设。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的战略定位是浙江海洋发展的先导区，是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我国的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三是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四是温州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此外，浙江还在打造提升14个产业集聚区，9个在沿海，5个在内陆山区，同时有40个现代服务业产业示范区。

3.提高浙江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创新是一种让资源和物质生产得以扩大与更新的创造价值的能力。浙江创造了中国和世界的奇迹,主要是植根于浙江人的创业和创新精神。浙商人数多,分布广,主要通过专业市场和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与发展具有集聚性能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较大的经济规模和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但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当下，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企业已经开始从投资推进型增长方式向创新推进型增长方式转变，仅模仿和模仿创新已然不够,必须提高自主性,加大创新的程度和效果，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思维范式创新等，取得更多的先发优势,促进浙商在建设创新型企业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4.加速浙商转型升级。浙商目前最急迫的是转型升级。中国当前的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一般来说，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下的发展主要是以资源消耗为主导；人均GDP在5000到2万美元的阶段，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以，当前浙江企业必须转型和创新，要进行集约式的、智慧式的发展，大力发展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