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浙江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有关数据的分析，揭示了我省农村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九年制义务教育基础薄弱、教育资源相对缺乏以及教育资源分布结构不合理等，这些问题导致我省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在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上均偏低，不利于我省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技能的提高。对此，本文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教育 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积累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经过“十五”期间的大发展，浙江教育实现了两大跨越：一是实现了由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到普及十五年教育的跨越；二是实现了由高等教育精英化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跨越。在这个跨越式发展进程中，农村教育一直是其中的相对薄弱环节，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成果如何惠及到广大农村地区，是浙江农村教育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同时，全省农村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也还需要进一步夯实基础和巩固成果。当前，我省农村教育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育合格的新型农民和建设者上还存在哪些问题？全省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多大差距？农村高职教育及新型农民职业教育应如何加快发展？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不但有助于我省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和促进“和谐浙江”的建设，而且有助于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推进全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本文拟以浙江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为依据，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

在分析之前，我们先对所研究对象的范围予以界定，因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浙江近年来城市化水平显著提升。在全省很多地区，农村与城市的界限已十分模糊，特别是在县城和镇中心区，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在这些地区尽管还存在着大量的农业户籍人口（从表1中可以看到街道所属的农业户籍人口有500多万，占全省农业户籍人口的15.67%，占整个街道人口的43.91%），但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商业、餐饮等非农产业就业，其子女的教育也都基本通过城市教育系统进行。所以，为了较真实地考察和反映我省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中将乡镇街道所属的农业户籍人口及其相关数据予以剔除，而只采用比较接近农村实际状况的乡、镇及农村住户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从表1可以看到，我省乡、镇所属的农业户籍人口占全省农业户籍人口的比例高达84.31%，占乡、镇整个户籍人口的85.22%，可见乡、镇以及农村住户的统计数据在反映我省农村的发展面貌上不但接近实际而且代表性也很强。从表1我们还可以看到农场的相应数据占比很小，为了分析方便起见我们对农场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了忽略，显然这种忽略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分析结论。在本文的以下分析中，我们就将农业普查乡镇汇总表中“按乡镇分类”中的“乡”、“镇”归为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范围，并称之为农村地区。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以及县城和镇中心区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在有关的具体分析中我们还将把街道的相应指标作为城镇教育水平的代表，以此为基点将农村的相应指标与之进行对比分析以探究我省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中存在的问题。

表1 我省乡镇农业户籍人口和年末户籍人口分布

二、我省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省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特点

近些年我省农村教育发展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农村教育持续实施攻坚战略，对某些积累多年的矛盾实施了重点突破。我省农村教育长期落后于城镇教育，多年积累的矛盾使农村教育发展一直面临重重困难，为了促进城乡教育的协调发展，我省先后启动和实施了农村中小学“四项工程”、“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攻坚项目，对一些积累了多年的矛盾和问题实施了重点突破，对全省农村教育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截至2006年，全省农村中小学“食宿改造工程”已经竣工107万平方米，一大批农村中小学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有2345所农村中小学校配置了多媒体教学资源，有14万名农村中小学教师得到了集中培训，50个教育强县选派了100名骨干教师到欠发达地区支教，全省城镇有3600余名老师以多种形式参与了农村支教。攻坚项目的实施使农村教育长期面临的校舍质量差、师资水平低等一些老大难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促进了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二是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积累。2006年全省通过各类职业学校组织了6.1万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参加农村预备劳动力培训，其中6个月以上的培训人员达4.53万人。2007年，全省通过职业学校共开展各类农村劳动力培训390.2万人次，有211所职业学校和542所乡镇成人教育学校被各级政府指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

(二)我省农村地区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攻坚战略的实施和职业教育的发展虽然强有力的推动了我省农村教育的发展，但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也不容忽视，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1．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成果尚需要巩固。

这主要反映在我省农村人口中每万人的小学生数大大低于城镇水平，仅为662.68，而全省平均水平为723.06，城镇水平为891.59（见表2）。相对于中学和大学而言，由于小学一般是采取就近入学的原则，且城镇的小学对农村儿童的进入壁垒通常较高，因此农村地区每万人的小学生比例在说明农村教育状况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意义，它不但可以反映出农村地区小学生的大致入学比率以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状况，还可以反映出农村地区小学教育的相对质量，因为如果农村地区小学教育质量较高并与城镇地区相比差别不大的话，农村地区儿童自然便会优先选择在本地小学就近入学，而无需花费较大代价去突破城镇小学的壁垒在异地城镇上学。现在我省农村地区每万人小学生数大大低于城镇水平，且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这说明我省农村小学的本地入学率偏低，农村小学教育质量相对落后。

表2 我省每万户籍人口中拥有的小学生比例

2．农村教育资源与城镇相比相差悬殊。

表3 我省农村和街道拥有的人口及教育资源比例

农村地区居住了我省绝大多数人口，但其拥有的教育资源却与其所占人口比例很不相称。从表3可以看到，农村地区人口占全省乡镇总人口的73.44%，但拥有的教师比例却只占全省乡镇教师总数的62.98%，而城镇街道人口的比例数为26.5%，拥有的教师比例却占全省乡镇教师总数的36.93%。教师资源是教育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述比例对比的不相称说明了农村教育资源远不如城镇丰裕。同时，从农村社区所拥有的基本文教卫生设施状况看，情形也令人担忧。在全省行政村中，只有21.77%的村建有图书室或文化站，只有21.95%的村建有业余文化组织（见表4），基本文教设施等硬件资源的短缺无疑非常不利于农村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并必然会对现代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不利影响。从农村主要教育资源的组成结构看，农村小学教育资源与城镇相比劣势还不是十分明显（包括相应的学校占比和教师占比），但中学和职业技术学校等较高层次的教育资源与城镇相比劣势非常显著，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地区（人口占比为73.44%）拥有的中学和职业技术学校比例分别只有70.34%和49.20%，拥有的中学教师和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比例也分别只有61.92%和39.80%（见表3），均与我省农村地区较高的人口比例不相称。农村教育资源的相对缺乏还表现在了农村学校的规模水平偏低上，从表5可以看到，农村小学平均在校学生496人，而城镇街道小学平均在校学生有821人，前者的在校生数只有后者的60.41%；农村中学以及职业技术学校的在校生也分别只有城镇街道同类学校的65.12%和58.41%。可见农村小学、中学以及职业技术学校的平均在校生规模都远低于城镇街道的同类学校。如果说农村小学规模偏低是受到了农村人口居住较为分散、小学生一般是就近入学等因素的影响，中学以及职业技术学校可以大量采用寄宿制，其在校学生的规模却仍然偏低，只能够从农村教育资源的相对不足得到解释。

表4 我省农村社区基本文教卫生设施

表5 我省农村和街道的学校规模比较

3．农村教育资源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从表6可以看到，在全省农村各类学校的构成比例中，农村小学的比例高出全省平均水平3.23个百分点，而中学的比例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低于城镇街道水平4.8个百分点，职业中学的比例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近2个百分点，低于城镇街道水平7.44个百分点；在全省农村各类教师的构成中，小学教师占了近一半，高出全省平均水平4.19个百分点；而中学教师的占比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更低于城镇街道水平。尤其严重的是，农村发展所急需的职业中学教师的占比只有5.85%，这一比例比全省平均水平低3.41个百分点，比城镇街道水平低近10个百分点。上述数据的对比分析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在我省农村教育资源结构中，小学教育资源的比重偏大，而中学和职业中学等较高级教育资源的比重偏小。同时，也说明我省农村教育资源结构与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全省工业化进程发展的不协调，因为无论是现代农业对农民的知识、文化要求还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素质技能要求，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如果农村教育资源仍以小学教育资源为主，中、高级教育资源的构成比例偏低，农村教育无疑将难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难以为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育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难以为全省工业化进程提供具有较高素质技能的转移劳动力。农村教育资源的地区分布结构也不合理，从农村中小学的地理分布来看（见表7），全省现有行政村中23.63%的村的学生必须到4公里之外的地方上小学，47.24%的村的学生必须到4公里之外的地方上中学，突显出农村中、小学校地区分布结构的不合理。这种地区分布结构的不合理不但增加了农村孩子求学的艰辛，亦使相关农村学校的管理难度加大，影响其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使我省农村教育陷入一种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之中难以自拔。

表6 我省农村和街道教育资源的构成比例对比

表7 我省按到最近的中、小学的距离分组的村数及比例

三、我省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我省农村教育发展中积累的重重矛盾必然会影响到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我们通过对浙江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有关数据的分析，发现这种影响确实存在，这种影响造成了我省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在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上均偏低的严重后果。

（一）全省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绝对水平低。

1．我省农村户籍劳动力（即非外来流动劳动力，共约2008.59万人）主体的受教育程度低。从表8可以看到，我省农村户籍劳动力的主体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小学文化劳动力，占整个农村户籍劳动力的35.76%；另一部分是初中文化劳动力，相应占比是43.39%，这两部分劳动

力合计占到了全省农村户籍劳动力的79.65%。小学和初中都属于基础教育，也就是说我省农村户籍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受教育程度尚处于基础教育阶段，还没有进入专业教育阶段，受教育程度处在较低层次。从表9我们还可以看到，在718万余小学文化劳动力中，约有74.58%是分布在乡村；而文化程度稍高的817万余初中文化劳动力中只有71.55%分布在乡村，比例比小学文化劳动力降低3个百分点以上，这样农村地区小学文化劳动力的实际构成比例相对于全省平均水平就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初中文化劳动力的构成比例相对于全省平均水平就降低了0.27个百分点，进而导致农村地区劳动力主体（这部分劳动力主要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7.72年，比我省农村户籍劳动力主体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7.86）要更低，农村户籍劳动力主体尤其是农村地区劳动力主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偏低对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显然十分不利。

表8 我省农村户籍劳动力文化程度及其构成比例

表9 我省农村户籍劳动力文化程度人数及分布比例

2．我省农村户籍劳动力中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未上过学的劳动力。

根据表9，目前全省未上过学的农村户籍劳动力高达128万余人，占农村户籍劳动力的6.42%，相对于全国其它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口的文盲率[1]而言，这一比例显然属于较高水平，并且这些未上过学的农村户籍劳动力的77.48%是分布在乡村，表明我省农村地区扫盲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作为一个地处沿海的经济强省，我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处在全国前列，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比内陆地区尤为紧迫，而目前全省农村户籍劳动力中竟然还有大量未上过学的劳动力，这表明我省农村教育发展的滞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偏低，与全省农村经济发展形势极度不相适应。

3．我省农村户籍劳动力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严重偏低。

根据表9，全省农村户籍劳动力中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仅有50万余人，只占整个农村户籍劳动力的2.51%；这些较高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中又只有57.76%留在乡村，致使农村地区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更低，仅占2.02%（见表8），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偏低是我省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偏低的又一突出表现，它对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十分不利、将加剧我省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矛盾。其四，是农村干部的人力资本水平偏低。从表10可以看到，在农村村干部中，初中文化以下者占到了一半以上，且农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中竟然都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未上学者。平均而言，党支部书记的受教育年限为10.52年，村委会主任的受教育年限为9.98年，均只达到初中毕业生水平稍强。农村村干部是群众中的中坚分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业技术推广中发挥着关键的组织作用，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不但反映出我省农村基层组织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待提高，而且也折射出我省农村人口整体人力资本积累绝对水平偏低。

表10 我省农村村干部文化程度及其构成比例

根据计算，当前我省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86年，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低，只有7.72年，均只达到小学毕业生水平稍强，远没有达到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绝对水平偏低既是我省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的必然结果，也是其突出表现形式之一，它对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无疑会形成严重制约，如何迅速有效地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绝对水平已经成为我省农村教育面临的紧迫任务。

（二）全省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对水平低。

1．与城镇从业者比较，我省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明显偏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原中国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于1992年曾进行过一项涉及全国12个省26个市(县)的438家企业，9432名职工的调查，该调查表明城镇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79年（诸建芬等，1995）。1995年另有一次涉及全国11个省市、11763名职工的抽样调查，发现城镇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8年(赖德胜，1998)。虽然受抽样误差等因素的影响两次估算的结果不相完全一致，但城镇职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达到或超过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这一结论是基本得到了认同的。但根据1998年浙江省农村住户抽样数据的分析，当年浙江省2700户农村住户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39年（钱雪亚、张小蒂，2000），远低于同期城镇职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后约十年，根据浙江省第二次农业普查的数据计算，我们发现浙江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略有提高，但提高幅度并不大，仍然只有7.86年，乡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低，只有7.72年，这一水平比同期居住在城镇的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8.22年）低6.08%，而即使与十多年前的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受教育程度相比，当前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要低很多。按照近十年我省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的速度推算，全省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若要达到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尚至少需要20年时间；如果要达到十多年前城镇职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则所需时间更长，这无论是对于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是对于全省工业化进程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当前不但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迫切需要农村劳动者的知识文化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有大幅度提高，而且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越来越要求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以便其能顺利实现向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转化。根据表11，目前我省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84.33%都只具有初中或以下文化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70年，尽管与农村户籍劳动力相比，外出从业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稍高（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高中文化程度者占13.52%，而农村户籍劳动力中高中文化程度者只占11.91%；且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6年，见表8），但是与城镇职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比，差距仍然悬殊。所以，虽然农村转移劳动力总体上属于农村劳动力中文化水平较高者，但与城镇职工相比这些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仍然严重偏低，这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并实现向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转化都极为不利。从统筹城乡发展和为工业化进程提供合格转移劳动力这个角度来说，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实现农村教育的超常规发展、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已经刻不容缓。

表11 我省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及其构成比例

2．与其它发达国家比较，我省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更为显著。

从农业从业者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角度看，我省目前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大约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相当[2]，1975年日本农业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7年(戴家干，1998)，接近我国高中文化程度；而2006年我省农业常住从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05年，仅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荷兰农民大部分是高级中等专业农校毕业生，且每年还有近20%的从业农民进入各类职业技术学校接受专业性的继续教育；德国的农业劳动力中54%受过至少3年的职业培训（程序，1997）。而目前我省农业常住劳动力中有70.98%是小学文化水平甚至文盲，即使那余下的29%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在我省现有的农村教育体制及水平下也往往不太有机会经过岗前职业培训而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3．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相比，我省农村目前的人力资本水平严重偏低，无法满足新时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制、地缘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全省农村经济想要实现新一轮的发展，必须依靠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而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必须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和从业人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在开放的经济系统中，物质资本有可能通过资本要素的流动（包括引进外来资本）来补充，但人力资本的增加主要依靠投资积累。但现实是，根据浙江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全省目前从事工、商业等非农业的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中有3.51%未上过学，33.04%为小学文化程度，98.43%的劳动力没有受过任何高等专业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05年（见表12）。在全省乡办工业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仅占总数的0.8%，中专技工文化程度的仅占3.1%，高中文化程度的仅占16.1%，小学及以下的占26.7%，初中文化程度占53.3%，整个农村工、商业人力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据对浙江省120家乡村工业企业的调查，120位厂长(经理)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20%，26.7%的厂长(经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钱雪亚、张小蒂，2000）。显然，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人力资本水平相对偏低已经成为制约我省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一大“瓶颈”。从农业发展形势看，数量型农业增长模式已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新的农业技术革命浪潮正不断涌现，未来农业发展的重点将是生物基因技术的开发、快速繁育技术的应用以及农产品的深加工和物流储运等，新的农业技术革命对劳动者的知识、文化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省农业产业结构升级难以在农民低文化素质基础上得到实现。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将会陷入被动。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我省农村教育中存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基础薄弱、教育资源相对缺乏以及教育资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导致我省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低下，这不但使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产业结构升级面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严峻挑战，而且还使我省农村转移劳动力与现有城镇职工之间形成了较大的人力资本落差，从而对我省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制约。这一不利局面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要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农村教育发展必须坚持重点突破和有序推进相结合的原则实施超常规发展。首先，工作的立足点应切实放在我省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低这一现实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充分地认识和把握农村教育发展滞后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和危害性。其次，工作的突破口应放在实施农村高职教育和新型农民职业教育上，要通过农村教育的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内容体系创新来加速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对策建议：

（一）完善农村干部培训体系，提高村干部人力资本水平。

一是加大从当代大学生中选拔“村官”的力度，用优秀大学生充实农村干部队伍可以直接提升农村村干部的人力资本整体水平；二是建立和完善农村村干部培训体系和制度。建立省、市、县（区）三级完整的农村村干部培训体系和制度，着力提升村干部素质；三是鼓励农村村干部到高等学校学习深造。

（二）进一步加快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步伐，建立新型农民职业教育体系。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职业技术学校的投入力度。在学校用地审批、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学校实习基地建设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扶持。二是加强对农村职业技术学校的管理，根据需求导向优化学校的专业设置。三是构建开放式、多样化的新型农民职业教育平台。

（三）进一步巩固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成果。

首先，审视、清理现有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歧视政策，在县（区）范围内积极推进基础教育的教育公平。其次，在强化省级统筹的前提下，进一步健全县级教育管理机制。再次，进一步充实农村师资队伍，优化农村教育资源结构。在县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成立教育人才管理中心，依法管理中小学校长和教师队伍，建立以中心学校为中心的学区管理网络，实现学区内教育资源的共享和优化。

（四）尽快建立面向农村的全省高职教育体系。

为农村尽可能多地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是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解决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偏低问题的关键。总体思路是政府主导，多方投资，城乡统筹，资源共享，建设高教基地，开通“送教下乡”渠道。首先，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结合。其二，建立多元化投资体制。开通多渠道，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是扩大农村高职教育财力资源的唯一可行选择。投资方式可多样化，民办、股份制、国有民办等等都行，但要从农村的现实出发，尽可能降低农村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其三，建设高教基地。以县为主、辐射乡镇，高教基地可走联建之路，即政府与投资方联建。其四，开通“送教下乡”渠道。搭建立体的、多功能的高教信息化平台，提供网上教学、实验、图书资料等等，多渠道并举，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的辐射功能与现代教育网络的远程效应，将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农村，发挥城市高等教育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带动作用，从而实现城乡统筹，资源共享。

参考文献

1.诸建芳等.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的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12期。

2.赖德胜.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经济科学》，1996年第6期。

3.戴家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劳动力资源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7期。

4.程序.走向21世纪：中国正呼唤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科技导报》，1997年第12期。

5.柳玉芝.劳动力素质与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经济科学》，1993年第6期。

6.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8、钱雪亚、张小蒂.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收益特征，《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3期。

9.葛为民.浙江“三农”问题与农村高等教育，《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