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生产力三要素,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生产工具的效能和劳动对象的多寡。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不断下降,人力资源的贡献率逐渐上升,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更多地表现在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目前,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文件中指出,“农村生产要素外流加剧,缩小城乡差距难度加大,……要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加快提高农民素质和创业能力,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创业富民、创新强农”。本文利用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就浙江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进行分析思考。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构成及作用
要探讨分析农村劳动力素质,首先必须明确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内涵。农村劳动力素质主要包括健康、智力和非智力(即精神)等三大要素。其中,智力因素是劳动力素质的核心,也是劳动力素质最基本的反映。
健康是人在躯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状态。根据健康的内涵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生理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和适应健康。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道德健康比较容易理解,不再赘述;适应健康,是指不同时间内、对不同岗位上各种角色的适应情况,适应良好是指能胜任各种角色,适应不良是指缺乏角色意识。健康通过延长人的寿命直接延长了人的绝对劳动时间,从而增加价值;健康可使人精力充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价值创造。健康是人的智力和精神赖以存在的基础。
智力是由人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各种能力的有机组成,主要包括知识能力、思维能力、决断能力、创造能力、实践能力等。智力因素是人力资本的核心,是人力素质最基本的反映。一个人后天智力的发展主要受环境和教育的影响。
精神即主观世界,是人的思想境界,主要包括合作精神、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学习精神、奋斗精神等。精神要素具有明显的潜在性,要依赖于人的努力乃至奋斗才能激活和转化为现实的可开发利用行为,以实现其价值。
健康、智力和精神三大要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统一关系,健康是基础,智力是核心,精神是延伸,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劳动力素质的总体。
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虽然是以先天的健康为载体,但是科技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后天培养教育的结果。根据专家研究,就是健康素质也只有15%的因素是受先天遗传影响的。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就是要促进农村劳动力健康、智力和精神三方面的发展,而发展是需要投资的,这种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投资,已经被经济学家称为人力资本。
世界银行提供的经验数据表明,劳动者所受教育每增加一年可拉动GDP增长9%,显示出人力资本投入产出的巨大效应。从浙江省“三农”的现状看,花大力气提高农民素质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提高农民素质是破解“三农”,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三农”问题是当前举国上下十分关注的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难点是增收问题。大量研究和事实说明,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与收入水平呈高度正相关关系。
第二,提高农民素质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通常情况下,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一般只占就业劳动力总数的2%—5%,而我省虽然是全国一产劳动力比重最低的省份,但2007年这一比例仍达20.07%。要进一步降低我省务农劳动力的比重,就要将农村劳动力大批转移到二、三产业。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北京郊区农民收入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91,弹性系数是-2.13%。此外,有关调查表明,二、三产业中70%的就业岗位需要从业者有专业技能,而实际上农村剩余劳动力中70%的人员没有专业技能。因此,只有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才有可能解决上述“两个70%”的矛盾,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第三,提高农民素质是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农民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需要。解决“三农”问题的选择之一是农村的城镇化,而农村城镇化的直接结果是使大批农民变成市民或享受城市文明。而农民转变为市民不光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转变。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一个市民化的过程,就是不只在城市谋生就业、还要实现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城市化,生活的高质量,这就需要农民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的全面提高。
第四,提高农民素质是应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和挑战的需要。农产品市场面临国际竞争,而这种竞争的实质是科学技术和生产者素质的竞争。我省农业目前仍处于传统的小规模生产阶段,经营的成本高、农药残留高、产品标准化率低,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培养现代农民,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是提高我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应对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
二、浙江农村劳动力素质的现状分析
(一)浙江农村劳动力总体情况
浙江省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末,浙江农村常住劳动力资源总量为2251.76万人,其中,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1999.14万人,占88.8%。在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中,年龄在40岁及以下占51.5%,41及以上占48.5%;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占44.8%,初中及以上占55.2%(其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24.21万人,占1.2%),详见表1。
表1 2006年浙江省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构成情况表
绝对数(万人) | 构成(%) | ||
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总量 | 1999.14 | 100 | |
性别构成 | 男 | 1095.93 | 54.8 |
女 | 903.20 | 45.2 | |
年龄构成 | 20岁及以下 | 94.06 | 4.7 |
21-30岁 | 376.50 | 18.8 | |
31-40岁 | 558.59 | 27.9 | |
41-50岁 | 480.42 | 24.0 | |
50岁以上 | 489.55 | 24.5 | |
文化程度构成 | 未上学 | 126.62 | 6.3 |
小学 | 770.38 | 38.5 | |
初中 | 929.88 | 46.5 | |
高中 | 148.04 | 7.4 | |
大专及以上 | 24.21 | 1.2 |
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还显示,浙江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在农作物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等第一产业就业的占24.1%;在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电力、燃气、水生产业等第二产业就业的占53.2%;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就业的占22.7%(见表2)。
表2 2006年浙江省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数量及产业构成情况表
绝对数(万人) | 构成(%) | |
合计 | 1999.14 | 100 |
第一产业 | 481.78 | 24.1 |
第二产业 | 1063.30 | 53.2 |
第三产业 | 454.05 | 22.7 |
(二)浙江农村劳动力素质的表性特征
农村劳动力素质是难以用一个具体的数据来衡量的,我们只能用劳动力或促进劳动力素质的三大要素表现出来的特征,即我们所说的表性特征(如教育、文化、卫生等)来加以表述分析。
1.学校布局日趋合理,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一是学校布局日趋合理。据农业普查资料显示,近年来,我省农村中小学布局日趋合理,教育水平日益提高。2006年末,全省1215个乡镇共有小学4369所,中学1658所,职业技术学校245所,平均每乡镇有小学3.6所,中学1.4所,职业技术学校0.2所。从乡镇的学校规模看,平均每所小学拥有教师26.1人,拥有在校学生495.5人。平均每所中学拥有教师64.8人,拥有在校学生925.7人。平均每所职业学校拥有教师56.2人,拥有在校学生913.2人。从教师负担学生数看,小学教师人均负担学生约19名,中学教师人均负担学生约14名,职业技术学校教师人均负担学生约16名。二是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随着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并逐渐向12年制延伸,加上文化程度较低的老龄劳动力逐步退出,全省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逐年提高,农村新增加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达到初中及以上水平。按受教育程度分的农村常住劳动力构成情况看,2006年末,未上学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比,与第一次农业普查(1996年)相比,分别下降了7.6和5.8个百分点;而初中和高中则分别上升10.2和2.3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上升0.7个百分点。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由1996年的6.60年上升为2006年的7.56年,提高了0.96年(见表3)。
表3 1996年与2006年浙江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文化程度对照表
年份 | 2006年 | 1996年 | |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 7.56 | 6.60 | |
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 | 未上学 | 6.3 | 13.9 |
小学 | 38.5 | 44.3 | |
初中 | 46.5 | 36.3 | |
高中 | 7.4 | 5.1 | |
大专及以上 | 1.2 | 0.5 |
2.农业科技队伍不断壮大。一是农技力量得到加强。第二次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末,全省1215个乡镇共有农技推广服务机构2687个,从业人员1.55万人,平均每个乡镇拥有2.21个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平均每个农技推广服务机构拥有从业人员5.76人。普查资料还显示,2006年末,全省村级区域中拥有县级以上部门认证的农业技术人员15.52万名,其中取得高级职称的855名,取得中级职称的1.68万名,二者合计占一成以上。农业技术人员队伍不断壮大。二是农村青年高等农业教育工程得以实施。近年来,我省还开始实施农村青年高等农业教育工程。主要面对农村中具有高中或中等农业教育学历的人员,参加农业生产、经营一年以上,经过乡村推荐和考试合格,进入农林院校接受高等农业教育,免收学费,毕业后回农村作为农业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如,2005年,我省在全省211个欠发达乡镇组织实施了“扶千名人才、促千村发展”计划,招收25周岁以下、具有高中文化、从事农林业生产的贫困农民子女开展成人学历教育。这些农民子女考上大学后,所需的学费、学杂费、教材资料费均由浙江省扶贫经费全额资助。该计划首批招收的94名林业技术专业学生由浙江林学院负责培养,如今首批学生已经毕业回到农村。
3.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成效明显,农民从业技能不断提高。一是“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目标完成超六成。为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2004年,我省开始实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以农业专业技能培训、农民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和务工农民岗位培训为主要内容,以被征地农民、转产渔民、下山农民、农村富余劳动力、企业务工农民和专业农户为重点培训对象,从2004年到2010年,全省将完成1000万农村劳动力培训。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07年全省共培训农民672万人左右,其中:农业专业技能培训约197万人,农民转移就业技能培训约243万人,务工农民岗位技能培训约200万人,农村后备劳动力培训约32万人。经过培训,约有475万人次获得了各类培训合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绿色证书和成人教育学历证书等。二是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人数多于非农技能培训。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全省农村劳动力接受由政府或村集体出资进行种植、养殖等农业技术培训的有80.95万人,接受非农技能培训的有74.08万人,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数比接受非农技能培训的多6.87万人。“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惠及全省大多数村,2006年全省从中受益的村达到1.94万个,占58.7%(不含空壳村),全省11个市中,嘉兴、湖州、绍兴从该培训工程中受益较多,受益村均在八成以上。
4.环境卫生、医疗和养老事业快速发展,农民健康保障日益完善。一是农民居住环境卫生日益改善。近年来,我省先后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千万农民饮用水”和“万里清水河道”工程。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末,全省从上述三大工程中受益的村分别达1.29万个、1.27万个和0.63万个,分别占村总数的39%、38.3%和19%。2.07万个村的主要河流、溪水可以直接用于生活洗涤,占61.9%。平均每个村有生态公益面积824.6亩。53.0%的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61.9%的村对垃圾进行集中处理,52.1%的村已进行改厕,47.1%的村建有公共厕所。“饮水难”问题基本解决,在全省农村889.46万本地户中,仅有8万户认为“获取饮用水困难”,占0.9%;有740.6万户使用入户管道水,占83.4%。全省33145个非空壳村中,拥有体育健身场所13005个,平均每个行政村(居委会)拥有的体育健身场所数量从1996年的0.03个提高到0.39个。二是医疗服务资源明显增加。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末,全省乡镇共有医院、卫生院2176个,病床数5.52万张,医生4.42万名,病床数和医生人数分别比1996年增长41.7%和9.2%,农村卫生服务资源增加明显。三是合作医疗制度实现了全覆盖。2003年,浙江省开始试点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至2006年底,全省有农业人口的87个县(市、区)已全部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前实现了中央关于2008年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工作目标。2006年浙江全省的参合人数已达到2902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86%,是全国开展合作医疗数量最多,所占比例也最高的省份之一。同时,还有44%的县(市、区)实行了乡村卫生机构门诊小额报销制度,使得参与农民的受益面达到了42%。据有关部门统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以来,全省共有1421万人次受益,累计报销医疗费用33.32亿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全面建立,减轻了广大农村居民的医疗负担,较好地抑制了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产生。同时,从2005年开始,还全面实施了“农民健康工程”,由政府出资,每两年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免费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四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不断推进。我省在全国率先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到2005年4月,全省所有县(市、区)都已出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措施。2006年,我省对被征地农民实现了即征即保,至2007年末,全省有296.9万被征地农民纳入了社会保险。2005年,我省又推出了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持政策,凡符合条件的家庭,60岁起每人每年可领取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直至亡故。农民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我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2000年的43.5%下降到了2007年的36.4%。
5.农村文化服务网络逐步完善,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一是农村文化服务传播体系初步形成。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至2006年末,全省99.0%的行政村和95.7%的自然村能接收电视节目,91.2%的行政村和86.8%的自然村安装了有线电视,91.5%的村能接收广播节目,77.8%的村安装了有线广播,77.4%的村能用ADSL、LAN等宽带方式上网,85.1%的村开通农民信箱。二是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日趋完善,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全省33145个非空壳村中,拥有图书室(文化站)7544个,平均每个行政村(居委会)拥有的图书室(文化站)数量从1996年的0.02个提高到0.23个。有图书室(文化站)的村的比例由1996的1.7%,上升为22.8%,提高了21.1个百分点;全省共有22.0%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74.1%的村有老年活动室;50%的村设立了公共阅报栏。有关调查资料还显示,2007年,我省在实施送戏、送电影、送书等“文化下乡”工程中,向农村送演1.56万多场次、电影21.35万多场次、图书194万多册。农民自办文化,自娱自乐在各地农村悄然兴起,发展迅速。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活跃在全省农村地区的民间职业剧团有500多家、业余文体队伍近2.5万支,集聚了51.4万名业余文体骨干。此外,健身秧歌队、太极拳队、腰鼓队、篮球队等文体团队在我省农村随处可见。
尽管浙江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素质逐年提高,但面对浙江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要,仍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
1.从浙江内部看,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文化素质的地区性差异明显。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从总体上看,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素质呈现出发达地区好于欠发达地区、平原好于山区的分布特征。宁波、绍兴、杭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衢州、丽水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文化程度明显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2006年,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是宁波市,为7.87年,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31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依次还有绍兴市(7.79年)、杭州市(7.76年)、金华市(7.65年)和温州市(7.64年)。11个设区市中,最低的是衢州市为6.89年,比全省平均水平低0.67年,其文盲率高达11.8%,比全省平均数高5.5个百分点(见表6)。
表6 各设区市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文化程度及平均受教育年限情况表
未上学 | 小学 | 初中 | 高中 | 大专及以上 |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 |
全 省 | 6.3 | 38.5 | 46.5 | 7.4 | 1.2 | 7.56 |
杭州市 | 4.9 | 38.1 | 46.6 | 8.9 | 1.5 | 7.76 |
宁波市 | 3.3 | 37.4 | 50.6 | 7.4 | 1.3 | 7.87 |
温州市 | 6.9 | 36.2 | 46.6 | 8.2 | 2.0 | 7.64 |
嘉兴市 | 7.5 | 41.1 | 45.1 | 5.6 | 0.7 | 7.30 |
湖州市 | 5.2 | 42.7 | 45.8 | 5.6 | 0.6 | 7.45 |
绍兴市 | 4.2 | 36.9 | 50.3 | 7.7 | 0.9 | 7.79 |
金华市 | 6.8 | 34.6 | 49.3 | 8.4 | 0.9 | 7.65 |
衢州市 | 11.8 | 42.1 | 39.1 | 6.3 | 0.7 | 6.89 |
舟山市 | 6.6 | 41.2 | 43.1 | 7.3 | 1.9 | 7.48 |
台州市 | 8.6 | 40.3 | 42.7 | 7.3 | 1.1 | 7.29 |
丽水市 | 10.5 | 43.9 | 39.5 | 5.3 | 0.8 | 6.94 |
2.从浙江外部看,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全国主要经济发达省市。尽管我省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近年来有明显提高,但仍低于全国主要经济发达省市。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我省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6年,比全国平均水平(7.52年)高0.04年,比北京的9.24年、上海的8.57年、广东的8.30年、天津的8.25年、江苏的7.87年和山东的7.75年,分别低1.68年、0.70年、1.01年、0.32年、0.75年、和0.19年(见表7)。
表7
主要经济发达省市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及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较表
全国 | 北京 | 天津 | 上海 | 江苏 | 广东 | 山东 | 浙江 | ||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 7.52 | 9.24 | 8.25 | 8.57 | 7.87 | 8.30 | 7.75 | 7.56 | |
比浙江增减 | -0.04 | 1.68 | 0.70 | 1.01 | 0.32 | 0.75 | 0.19 | 7.56 | |
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构成(%) | 文盲 | 7.3 | 1.9 | 2.5 | 2.8 | 5.6 | 2.3 | 6.8 | 6.3 |
小学 | 35.3 | 12.6 | 26.5 | 20.9 | 32.1 | 29.3 | 29.4 | 38.5 | |
初中 | 50.2 | 62.3 | 62.3 | 63.0 | 52.0 | 56.3 | 56.3 | 46.5 | |
高中 | 6.2 | 18.2 | 7.7 | 10.7 | 8.9 | 10.6 | 6.9 | 7.4 | |
大专及以上 | 1.0 | 4.9 | 0.9 | 2.6 | 1.4 | 1.4 | 0.7 | 1.2 |
3.农村第一产业从业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从全省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按三次产业分组的年龄构成看,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59.4%在51岁以上,比全省24.5%的平均数高出34.9个百分点;从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按三次产业分组的文化程度构成看,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中74%的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5.75年,比全省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平均水平的7.56年低1.81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的7.99年和第三产业的8.11年分别低2.24和2.36个百分点。
表8 浙江省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按产业分组的年龄及文化程度构成情况表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
年龄构成(%) | 20岁及以下 | 0.7 | 6.9 | 3.8 |
21-30岁 | 4.2 | 24.2 | 20.7 | |
31-40岁 | 13.3 | 33.0 | 28.9 | |
41-50岁 | 22.4 | 22.5 | 25.2 | |
50岁以上 | 59.4 | 13.3 | 21.3 | |
文化程度构成(%) | 文盲 | 18.6 | 3.3 | 4.3 |
小学 | 55.4 | 33.2 | 32.9 | |
初中 | 23.3 | 54.7 | 48.6 | |
高中 | 2.6 | 7.9 | 11.1 | |
大专及以上 | 0.1 | 0.9 | 3.1 | |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 5.75 | 7.99 | 8.11 |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省外出从业劳动力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并以青壮年男性居多(见表9)。
表9 浙江省外出从业劳动力(户籍)总量、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构成情况表
农村常住从业劳动力 (户籍) | 其中: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户籍) | ||
总量(万人) | 1752.07 | 396.52 | |
性别构成(%) | 男 | 55.5 | 63.2 |
女 | 44.5 | 36.8 | |
年龄构成(%) | 20岁及以下 | 3.5 | 7.2 |
21-30岁 | 17.1 | 32.0 | |
31-40岁 | 26.4 | 32.3 | |
41-50岁 | 25.6 | 19.0 | |
51岁以上 | 27.4 | 9.5 | |
文化程度构成(%) | 文盲 | 6.6 | 1.7 |
小学 | 38.3 | 22.6 | |
初中 | 45.6 | 60.0 | |
高中 | 8.4 | 13.5 | |
大专及以上 | 1.1 | 2.1 | |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 7.56 | 8.67 |
三、提高浙江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对策措施
从总体看,目前农村劳动者的素质与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尚不适应,应着力提升农民素质,特别是现代科技文化素质和人文素质提高,增强农民参与当前社会变革的能力,并逐步建立健全促进高素质劳动力从事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人力资源教育投资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形式。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除了要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农村的人力资本投入,积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1.继续完善国家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制度,强化基础教育,保证未来农民素质。目前,我省正在实行的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是政府财政支持农村教育、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的有效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实行的是“以县为主”的投资体制。面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的义务教育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多数县市财政显得紧张。因此,应该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资制度,调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投资比例,建立有效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保障机制,从而实现高标准高质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学前三年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增加农业和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知识,使未来农村社会的主人提高对农业、农村的了解。可以结合观光休闲农业和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的发展,建立中小学的学农教育基地,政府适当投入,基地对学生免费开放。
2.探索多样化的农村职业教育投资方式,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保证增量农民素质。目前在农村全面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对提高适龄学生的入学率和新一代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应该承认,基础教育仅仅是一项基本文化素质的普及教育。当劳动者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越来越成为进入一个行业的基本通行证时,基础教育显然不能满足劳动者的就业需求。我省每年有约30%左右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其中大部分要在农村从业,他们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缺乏职业技能。对这部分农村青年的职业技术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应与科研院所、用人单位积极合作,积极有效地整合各类教育资源,以定向培养、委托培养等方式拓宽农村职业教育的投资渠道,逐步健全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水平。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制订相应政策,使没有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都能再接受2—3年的职业教育,才进入社会。
3.建立以财政为主体、多元化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投资体系,加强农村成人教育,提高存量农民素质。近年来,农民教育问题受到了重视,对农民教育的投资经费有所增加。但是,农民教育培训的资金投入有较大的随意性,还没有制度化、规范化。因此,应将农民教育培训投资纳入政府新农村建设投资预算之中,保证对农民的培训的持续性。建立各级财政投入机制,设立农村劳动力培训专项资金,专项资金实行集中管理,专款专用。建议按辖区内农村劳动力人数每人每年5元左右的标准设立培训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还可从支农专项经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农村劳动力培训。鉴于各级政府财力有限,应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从满足市场需求和尊重农民意愿出发,建立“订单培训、企业参与”的培训机制,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的路子。同时,积极创新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方式。一些地方推出的“培训券”方式,就是农村劳动力培训方式的一个创新。这种做法最明显的好处是,不是用政府有限的资金去建培训机构、招教师、购设备,而是直接补贴给受培训者,让受培训者自己去选择培训者。这有利于培训机构间展开竞争,让市场对培训机构进行优胜劣汰。
农村的成人教育可以分为扫盲教育和继续教育。扫盲教育可以与农村科学技术推广紧密结合。成人继续教育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就业人群的不同教育需求按“四个面向”(面向农民的脱贫致富、面向农民的转岗就业,面向农民的创业发展、面向农民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来实施。
(二)完善农村劳动力培训工程,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是一项长期和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和不断发展的过程。要整合现有培训资源,建立健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把各有关部门、培训机构组织起来,做到资源共享、任务明确、优势互补。
1.科学制定培训规划,实施农村劳动力培训工程。一是初级技术、基本素质培训工程。主要对没有经过任何专业培训的农民,开展现代社会、生活的应知应会、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基础知识、党和政府的“三农”政策等方面的学习,相当于农民的基础教育,实行免费培训。二是专业技术培训工程。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特点,举办各类相对比较专业的技术培训。这一类培训的专业针对性很强,类似于一些工种的岗前培训。三是重点农户(农民企业家、职业农民)培训工程。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主要以培养承担现代农业经营,贡献于农业的优秀农业青年为培养目标。以培养策划、组织管理、判断、收集信息能力和创新、创造和合作精神、企业家精神等方面的内容为重点。这一层次的培训应使接受培训的农民具有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资格和水平。四是村干部培训工程。只有村干部的素质提高了,才会从管理入手,从教育入手来全面提高农村从业人员的素质。因此,要对村干部进行系统的农业知识和文化的培训,使之具有较优良的素质,善经营、会管理,具有现代农业思想和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五是师资培训工程。培养和稳定一批优良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师资队伍,是保证农民培训质量的关键环节,要把培训各级农村劳动力培训师资队伍作为工程来抓。
2.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等现代化培训手段。要把具有信息量大、覆盖面广、方便快捷、生动直观的数字化多媒体培训形式,应用到农村劳动力培训中去。并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多种媒体优势,提高培训的时效性。如:发挥电视这一大众媒体,图文声像并茂、覆盖面广、喜闻乐见、培训成本低的优势,创办“农事直通车”、“农家乐”、 “帮你致富”等农业栏目;建立“农村科技广播站”利用农村大喇叭宣传农业科技知识和法律法规;实施 “村级信息公路”建设,通过卫星电视网建立村级远程农民学校。创办农村社区职业技术学校,创建学习型农村社会。
3.研究制定鼓励农民参加学习培训的相关政策。县(市、区)、乡两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研究和制定鼓励农民参加各种培训的相关优惠政策,要让农民想来培训,能来培训,并通过培训真正达到提高素质、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的目的。
(三)强化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保障农民身心健康
1.强化政府的公共卫生服务的主导作用,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投入保障体系。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理念,实行“费随事转”,将原属多部门分管的公共卫生项目统一到乡镇卫生院管理,按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标准进行绩效考评后,直接核拨资金到卫生院和乡村医生。建立市、县(市)区财政共同分担的公共卫生基本服务项目经费的投入机制,按农村人口确定拨付标准,建立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镇、村卫生机构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补助。
2.继续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建设,巩固和完善医防合一的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强化乡镇卫生院职能。加快完成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原则上要在每个行政村都要建一处标准化卫生室,优先建设中心村卫生室,根据人口多少确定建设规模。加强一体化管理体制建设。
3.加大农村公共卫生体制改革,明确公共卫生职能定位和机构设置。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县级疾病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所的职能。要强化县级疾病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所职能,并促其向下延伸,承担起指导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责任,创建“疾控中心—卫生院—卫生室”三级互动、高速便捷的监测报告网络,建立健全农村卫生监督体系。
4.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努力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逐步提高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补助标准。扩大覆盖面,基本建立符合农村实际的医疗保障体制,真正做到让农民大病有保险、小病有补贴。全面提高基金运作水平,建立健全既方便农民又便于监管的合作医疗审核和报销办法。
5.加大城乡统筹力度,逐步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水平。加强城乡卫生资源整合。推进城市优质公共卫生资源向农村辐射,实现城乡卫生人才、技术、设备共享,让农民能够以合理价格得到优质的卫生服务,真正实现“小病社区看 大病进医院”的目标。发挥城市医疗卫生机构优势,建立支援农村的长效机制。继续推行市、县医院承办、托管乡镇卫生院或建立网络医院和对口联系帮扶等作法,利用市、县医院比较雄厚的医疗设备、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资源,带动镇级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努力把所有的镇级卫生院都建成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医疗、康复、计生指导“六位一体”的社区卫生中心。
(四)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1.加大投入,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要以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镇(乡)文化站、村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为重点,以新建、改建、共建、共享等多种形式,为广大农村群众提供休闲娱乐、学习健身的有益场所,同时要着力推进周边单位内设文化设施与村民的共享。此外,要在原有传统电视、广播、报刊图书等公共文化服务形式基础上,积极运用现代化手段,拓展数字电视、网络等新兴传播载体,增强农村地区公共文化的服务和供给能力。
2.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扎实开展“千镇万村种文化”活动,充分挖掘培育内容积极健康,形式多样,风格纯朴,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农村群众文化。充分利用农闲、集市、民族民间传统节日和地方特色文化节日,举办城乡群众共同参与的歌咏、戏曲、舞龙、灯会、鼓乐、健身游艺等深受群众欢迎的文化活动。引导宣传文化工作者深入农村基层,贴近农民群众,创作更好更多适应农民群众需求、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文化产品,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鼓励县城专业文艺机构、表演团体下乡演出,把多姿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送到农村,进一步充实、丰富和活跃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3.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提高农村文明程度。要发掘和创造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形式,深入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树立文明意识、健康意识、卫生意识、节俭意识,逐步养成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健康文明乡风。要引导进城务工、经商、求学人员把城市文明带回农村,在传播文明、树立新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大力开展城乡文明结对共建活动,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体现城市支持农村的要求,促进城市优势资源向农村延伸拓展。
(五)大力推广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营造提高劳动者素质与降低生育率之间的良性互动
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与农村生育率较高有着直接关系。按照人口经济学的养育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完成由养育孩子投入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的转移,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前提。所以,控制生育率与提高人口素质是互促互进的关系。当前控制人口增长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农村育龄人群素质不高又是问题的关键。应把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与倡导优生、优育、优教及少生结合为一个综合目标来抓,通过提高育龄人口和劳动者的素质来带动生育率的降低,通过降低生育率来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而实现提高劳动者素质与降低生育率的良性互动。我省部分地区实施农村计划内生育子女父母老年奖励扶助政策,收到了良好效果,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现在的问题是,一要大力推广;二要适当提高奖扶的力度。同时,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农村居民家庭改变固有的消费模式,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文化教育消费,从整体和长远上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