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化进程稳健推进。本文利用丰富翔实的统计数据分析了浙江城市化发展的阶段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浙江城市化发展由此带来的集聚经济、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等积极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为深入领会党的十七大关于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继续推进我省城市化健康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统计科学依据。

城市化进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是乡村人口、劳动力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的经济要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表明，人口的转移和集中仅仅是城市化的表现形式，经济活动的聚焦如产业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才是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其实质与核心则是城市集聚和辐射效应的不断增强，并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优化、城乡统筹、地区协调、社会进步和谐的综合体现。

一、浙江城市化发展历程

（一）浙江城市化发展的必然性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呈现出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特征，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如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影响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进程有两件最深刻的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显然，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将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力。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城市化既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拉动社会需求、解决“三农”问题、加快社会转型的有效保障。无庸置疑，浙江作为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经济大省，推进城市化进程，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已经成为浙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浙江理应根据自身的经济区位、资源结构和存量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特征，来合理设计适合自身的城市化途径。

（二）浙江城市化发展历程

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1979）[1]将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轨迹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并将城市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城市化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期阶段，人口向城镇迅速集聚的中期加速阶段和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区域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全面提高、城乡统筹、地区协调发展的后期阶段。从浙江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分析，浙江城市化发展在经历了初期阶段后已进入中期加速阶段。

1．浙江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

1949-1978是浙江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行政手段渗透于城市规模的确定、城乡人口的流动及城市化道路的选择等各个方面。建国初期，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一度出现工业化所引起的高速城市化阶段，但很快受国民经济调整的影响，工业发展停滞，政府大力精简城市人口，人口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文革”前期大量的知识青年和干部下放农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浙江的城市化进程受到抑制，发展缓慢，城市化水平在13%左右徘徊。

2．浙江城市化发展的中期加速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自那时起，中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浙江经济更是焕发出勃勃生机，城乡集市贸易的开放和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大量的城镇暂住人口。一大批乡镇企业的崛起又进一步促进了浙江小城镇的发展，成为浙江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998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推进城市化进程，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破口。我省应顺势应时，加快城市化进程，为在下一轮竞争中赢得主动。” 2001年，为配合实施城市化战略，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取消了进城控制指标和“农转非”计划指标，率先建立了全省相对统一的户籍改革政策体系，率先实行土地流转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率先建立了覆盖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由此，城市化成为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浙江在城市化的路径选择、发展速度、动力机制、产业布局、城市经营、发展定位等各方面进行摸索，并得出了具有浙江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浙江的城市化水平迅速发展。2006年，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口径，浙江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6.5%，比全国高近13个百分点。

纵观浙江的城市化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浙江目前正处于城市化的中期加速阶段（表1）。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较快发展、60年代和70年代的徘徊不前、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推进，在各种政策的相继出台推动下，浙江省的城市化水平已经由1949年的11.8%上升到1978年的14.5%、1995年的32.6%、2006年的56.5%（尽管各年份城乡划分统计口径有所不同，但是发展的趋势没有根本性改变）。如果按照同口径计算，在1949年至1978年的29年间，浙江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0.09个百分点；1979年至2006年的27年间，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约1.2个百分点。

表1 浙江省城市化历程及城乡人口规模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新浙江50年》，表中2006年人口数为常住人口，其余为户籍人口。城乡划分口径各年份也有所不同，比较时应该注意这一点。上述对城市化发展阶段的描述已将数据进行了同口径修正。

二、浙江城市化发展的特征及其效应

（一）浙江城市化发展的特征

加快杭、甬、温等中心城市，金华等浙中城市群，温台沿海城市的建设发展，依托大中小城市的经济聚集、辐射功能来带动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这是浙江城市化发展的态势所在。《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2006-2010）规划纲要》提出了新时期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即积极推进城市化，加强城市的集聚辐射作用，全面实施环杭州湾、温台沿海、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三大产业带发展规划，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也提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创新，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以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促进浙江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

1.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长期以来，由于政策导向以及先天弱质性的原因，浙江存在着城市规模偏小，大中城市缺乏，小城镇散而乱的特点。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各种产业、人力等要素不断向大中城市聚集，浙江省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2006年底，浙江共有特大城市3个、大城市10个，中等城市19个。

表2 浙江省城市及建制镇数量变动情况

单位：个

注：按照国家有关城市规模的划分标准：特大城市为非农业人口100万人以上；大城市为20-100万人；中小城市为20万人以下。资料来源：历年《浙江统计年鉴》

从表2可以看出，1978-1995年，浙江省城市和小城镇数量剧增。从1978年的174个增加到1995年的995个，中小城市从无到有，小城镇快速增长。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初期，我国优先发展小城镇的政策导向以及我省乡镇企业迅速崛起促进了小城镇的迅猛发展，但乡镇企业的区域限制决定了小城镇工业的高度分散化，城市化进程难以进一步提升，这也必然导致了其后浙江省依据实际情况对城市化发展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1995-2006年，城市数量略有缩减，其中，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数量明显减少。这与后期我省实行强化杭、甬、温等中心城市功能，积极发展中小城市，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的战略决策是分不开的。

目前，杭州、宁波、温州三大中心城市在城市化建设体系中的龙头地位已经确立，正逐步发挥它们作为中心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应承担的主导、带动作用。但其他城市，如衢州、丽水、舟山等市区的人口规模依然偏小，城市的向心力作用不强，人口集聚和经济总量的扩张显得相对缓慢。

2.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是指那些对产出水平或生产效率有直接或间接的提高作用的经济项目，主要包括交通运输系统、发电设施、通讯设施、金融设施、教育和卫生设施、以及一个组织有序的政府和政治体制。按照罗恩斯坦·罗丹（1943）[2]的解释，它与“私人资本”相对应，属于一种“社会先行资本”。在城市化进程中，不论是产业人口的聚焦，还是区域经济的辐射，都需要相关的基础设施来匹配。

表3 2006年浙江与部分省市城市化及其基础设施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2007中国统计年鉴》。

上表数据显示，浙江的城市化水平以及城市医疗保健、文教娱乐、交通通讯、道路面积等社会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均好于全国水平并在全国处于前列。得益于浙江经济和城镇居民收入的较高水平，2006年浙江城镇居民的平均每人交通通讯支出为2492元，居全国首位，是全国水平的2.1倍。文教娱乐用品和医疗保健支出也大大高于全国水平，医疗保健支出还高出上海水平的11.7%，便捷优质的社区医疗保健为居民健康提供基本保障。

但是，城市用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其他基础设施指标与其他省份比较存在明显的差距，甚至低于全国水平。《2006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3]的数据显示，中国内地的经济竞争力由2005年的31位上升为2006年的19位，而浙江（浙江作为单独参加评比的一个地区）的总体排名为33位，与2005年相比，下降了13位，其中，基础设施排名由2005年的43位下降为49位。这与我省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分别列全国第四和第六位）相比是明显滞后的。因此，尽管浙江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要求政府、社会、企业等诸多方面如环境条件与物质资源的设施上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基础设施建设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

3.户籍制度深化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以及不适当的经济发展战略，二元社会结构的表现突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失衡，农村就业、福利等保障制度的严重缺失,已成为阻碍城乡统筹发展的突出问题,并成为城市化的焦点所在。改革户籍政策，打破传统的户籍制度对人才流动和人口迁移所造成的不合理限制，有利于优秀人才向大中小城市的转移，从而实现劳动要素的最优化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同时也扩大了城市的各种产品、服务需求，从而为城市自身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一直以来，浙江省户籍制度改革的整体进程和实际成效始终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我省率先以户籍改革为突破口，打破城乡壁垒，为要素资源按照市场化配置创造了前提条件。早在1994年，我国首座“农民城”——苍南县龙港镇就率先做出允许农民进城办理城镇户口的政策措施。1997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推出购房落户政策，之后，又率先取消进城控制指标和“农转非”计划指标，对进城落户人员的待遇享受作了政策规定，率先建立了全省相对统一的户籍改革政策体系。2002年以来，浙江省又相继出台了“县(市、区)及以下地区统一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婚姻关系确立后一方可将户口迁至配偶常住户口所在地”、“进一步放宽大中城市购房、投资、纳税的落户标准”等一系列户籍改革政策。可以看到，在户籍制度改革的道路上，浙江省是勇于尝试并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

（二）浙江城市化发展的效应

组团式城市群[4]和较为集中的城市化战略模式，已经发展成为替代过去分散的乡村工业发展模式的城市化道路。随着浙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杭、甬、温等大中城市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集聚经济效应

由于产业集群所获得的集聚经济效应可以通过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来表现，地方化经济的外在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内在化交互作用，共同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地方化经济是指单一产业的聚集经济，即位于某个地区某一特定产业内的同类企业聚集而形成的由整个产业扩大而产生的成本节约。城市化经济是指多个产业的多类企业的聚集经济，即多个产业在城市集中，由于共享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所获得的利益。显而易见，地方化经济是最基本的单元，是低层次经济系统的集聚经济，而城市化经济则是高层次经济系统的集聚经济。从浙江情况看，长期以来，浙江所走的城市化道路所表现的特征就是不仅表现为城市的扩张和向农村的辐射，更主要的趋势是农村自身的城镇化。乡镇企业的崛起及迅速发展成为城市化的一大推动力，绍兴轻纺产业群、海宁皮革产业群、嵊州领带产业群、诸暨袜业产业群、桐乡羊毛衫产业群、嘉善木业产业群、慈溪小家电产业群、乐清柳市低压电器产业群等都以块状经济为主而较为集中地发展起来，其主要特征是地方化经济，而不是城市化经济。经过长期的地方化块状经济的发展，目前浙江省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越来越倚重于城市化经济的显著作用。一些地区出现的产业集群，在通过各类园区的建设提高“块状特色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协作水平的同时，正逐步构筑以地区专业化为基础的特色产业链条，进而依托中心城市，在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城市体系中实现整个产业在区域内的配置和整合。如富阳春江造纸工业园区采用市场化方式加快园区的“四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供水、供电、供热、排污、主干道等基础配套设施，为园区内企业提供有效的社会化服务共享体系，同时，园区产业定位允许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的行业及造纸配套延伸产业进入园区，并依附杭州的经济辐射联动效应，实现整体产业链的优势互补及效益最大化。可以说，城市化为提升地方化经济整合构筑了一个平台，合理构建大、中、小“城市体系”，充分发挥立体城市网络的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实现由“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小城镇”向“工业园区＋现代物流＋城市化”产业经营模式的转变，正是浙江省实现深层次城市化发展的现实选择。在经济基础较好的杭州、宁波、温州三大中心城市，这种产业经营模式的转变更为明显，有效地带动了人口、资本、资源的流入，城市化集聚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三大城市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980年，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的人口总量为301万人，2006年上升到770.6万人，比重从1980年的占全省的7.8%上升到2006年的16.6%，与此同时，地区生产总值合计从38.5亿元上升到5114.3亿元，占全省比重从21.4%上升到32.5%。其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均大大快于全省水平，表明经济集聚和人口净流入的趋向，而其他地区人口的集聚与经济总量的扩张相对缓慢。

2.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城市化进程推进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包括产业取向与地域取向两个方面：产业上的转移主要是指农村劳动力在产业分布上，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地域上的转移则指的是农村劳动力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转移。这种农村劳动力的内部转移和外部转移恰恰体现了城市化的实质所在。从产业转移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农村劳动力呈现加速转移趋势，在我省农村劳动力中，1978年农业从业人员为1300万人，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88.7%，之后逐渐下降，2000年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 2006年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仅为二成多，七成多的农村劳动力在第二、三产业就业。从地域转移分析，我省农村外出劳动力从1990年的188.86万人上升到2006年的435.58万人，同期外出劳动力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也从9.3%上升到18.9%。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流动人口的增加为城市的建设、扩展和服务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和低端的消费群体。早在20世纪50-60年代，理论界就已经基本肯定这种人口流动是具有正效应的，认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总量和生产率，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刘易斯模型及拉尼斯·费景汉模型都认为：城市化主要是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业潜在失业者向城市的转移或者说是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来实现的，城市化必定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两者是相互作用、互动发展的。

3.产业结构优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入非农产业的同时，我省产业结构在低水平的基础上也得到不断调整。改革开放前，浙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45%以上，第二产业比重保持在35%左右，产业结构呈“一、二、三”分布。到1977年第二产业比重提高到41.5%，超过了第一产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二、一、三”。改革开放后，随着浙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1978年第二产业比重提高到43.3%，到1987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二、三、一”。90年代中期，在城市化加快发展、浙江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及相继出现的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的有利环境影响下，产业结构继续优化提升，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15%左右，第二产业中技术和资本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兴起，第三产业比重快速上升到30%以上，到2006年浙江第一产业比重为5.9%，比1978年下降32.1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54.0%和40.1%，分别比1978年上升10.7和21.4个百分点。这种结构演进的过程正是城市化不断推进加快的特征表现。在第二、三产业大力发展所带来的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之下，城市必将表现出巨大的吸引拉力，从而使城市化进一步发展。

三、浙江城市化发展区域比较

（一）浙江三大区域基本情况

根据规划，我省分为环杭州湾地区、温台沿海地区和金衢丽地区三大经济发展带。环杭州湾包括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市，温台沿海地区包括温州、台州市，金衢丽地区包括金华、衢州、丽水市。在3大区域中，环杭州湾地区位于浙江的东北部，近沪临苏，其区位条件优越，港口资源得天独厚，区内交通发达，基础设施完善，产业优势突出，教育、科技、人才基础雄厚，是浙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温台沿海产业带地区市场化水平高，我国家庭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私营企业首创地和我国金融改革的试点区，民营经济活力充沛，机制灵活，市场体系较为健全，市场化进程及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建设领先全国，是著名的“温台模式”发源地，经济体制充满活力。金衢丽地区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生态环境优越，待开发资源比较丰富，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发育程度较低，相对于浙江其他地区来说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随着交通区位优势的提升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加快发展的条件和时机正在逐步成熟，显现出后发优势，发展潜力较大，是浙江经济新的成长区域。

表4 浙江三大区域基本情况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三大区域发展的差异明显存在，环杭州湾地区人口占全省53.8%、土地面积占43.8%，却创造了占全省66.4%的生产总值，人均GDP超过温台沿海地区的1.8倍，金衢丽地区的2.15倍。

（二）浙江三大区域城市化水平

浙江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距也较大，但由于近几年省委省政府采取的“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百亿帮扶致富”等工程取得的明显成效，欠发达地区发展步伐加快，总体看，区域间的城市化水平差距逐渐有所缩小。2006年，环杭州湾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59.7%，高于全省水平（56.5%）3.2个百分点，比2000年提高8.8个百分点；金衢丽地区城市化水平为48.3%，比2000年提高9.7个百分点。欠发达地区的加快发展使城市化水平最高和最低两区域差距从2000年的12.3个百分点缩小到11.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温台地区与金衢丽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距也从12.9个百分点缩小到8个百分点。虽然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但我省在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转移的城市化发展中，和谐进程取得较好成效。

四、加快浙江城市化发展的思路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协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内需的迫切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如何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健康稳步发展路子，对于实现浙江经济新发展并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继续深化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改革

一是统筹城乡市场培育,建设城乡统一的市场网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城镇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引导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和布局,创造城乡各类经济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提高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业市场化程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统筹城乡建设,努力推进城乡统一规划、共同建设、协调发展，在发展大中小城市的同时，进一步引导繁荣小城镇经济,使之成为农村区域经济、文化中心。三是针对当前城乡发展显著不平衡的状况,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上更多地考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环境。加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特别是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广播电视文化等公共事业的专项资金支持,切实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国民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体系,营造有利于城乡居民平等良好的安居乐业环境。

2.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相应职能

城市化需要市场化和产业推动，需要市场资源要素的高度密集和高速流动，需要平等的竞争环境，这些都要求政府进行职能改革。同时，市场化和产业化又急需大规模城市建设来支持，市场要素高度密集和流动的城市市场又需要高水准的有序化管理，这又赋予了政府新的管理权利和更复杂的职能。正确认识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角色定位以及理应发挥的功效，是推进城市化发展的重大前提。无论是凯恩斯“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论还是科斯有选择地干预“市场失败”的政府职能论，一致都认同政府理应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科斯进一步指出，政府的职能在于维护明晰的产权，并且尽可能地减少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5]也表明，一个好的政府治理对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经济体交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政府应发挥导向作用，对城市进行合理有效地规划，以保障城市建设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应加强各种公共设施的建设，关注环境的综合治理，并进行文教、卫生、社会福利事业等公共事业的运营管理，从而为农民进城提供各种必需的物质基础与条件。为适应市场化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需求，应建立城市化与市场化互动的城市经济体制。通过市场内在机制调节人口、技术、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由低效率的农村向高效率的城市转移和聚集的过程，通过市场的利益机制对城市的迁入成本与迁入收益做出理性选择从而获得城市最优规模。

3.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的规模、类型、水平直接影响着城市产业的发展和价值体系的形成，因此，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提高对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的吸引和承载能力，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进一步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优化路网结构，提高公路通行能力和运输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供水、供能设施的建设与改造，加大饮用水监督管理力度，加快供水供能管网的改造；进一步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信息化在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推动力；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抓好环境污染综合治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生态工程的项目建设。

4.发挥经济集聚优势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运输、金融、广告、科技等生产配套性行业快速发展，人们对住房购物、文化教育、旅游度假等生活消费性服务的需求也相应增加，第三产业将逐步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因此，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加大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通过产业本身的聚集效应和产业之间特有的关联效应来促进资源集聚和城市发展，从而推动城市化进程。应继续坚定不移地走有浙江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既要立足于本地优势，又要具有动态的超前意识，做好城市的规划和发展定位。目前，浙江已在全国率先开展并完成了覆盖全省的环杭州湾、温台、金衢丽3片城市群规划和各县（市）域的城镇体系规划，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能力和要素集聚能力发展迅速，对全省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因此，关注和研究经济集聚优势，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政策，是我省在城市化战略研究中应当重视的问题。

（设管处 潘强敏、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