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第一资源，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其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在我省加快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的过程中，人口问题日益凸显为一个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新时代我省人口发展形势正加快转变，面临出生人口下降、人口流动分化加剧、人口老龄化加速、城镇化比例持续提高等诸多新形势和新特征。在今后一段时期，这些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并对新时代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基础性影响。

一、浙江人口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人口再生产方式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的传统型向改革开放以来的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型转变，全省人口发展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素质不断提升、集聚效应明显、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的良好态势。目前，人口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对高端人才的虹吸效应不断增强，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构建了良好的人口资源平台。

（一）浙江人口概况

根据全省5‰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2019年末，浙江省常住人口为585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3万人。

从城乡结构来看，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4095万人，农村人口1755万人。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0.0%。

从性别构成来看，2019年末，全省男性3004.7万人，占总人口的51.4%；女性2845.3万人，占总人口的48.6%。性别比（男：女）为105.6：100。

从年龄结构来看，2019年末，全省0－15岁的人口为824.9万人，占总人口的14.1%；16-59岁的人口为3820.0万人，占总人口的65.3%；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205.1万人，占总人口的20.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830.7万人，占比为14.2%。2019年人均预期寿命79.1岁，居全国前列。

从人口自然增长情况来看，2019年全省出生人口60.9万人，死亡人口32.0万人，自然增加人口28.9万人。出生率为10.51‰，死亡率为5.52‰，自然增长率为4.99‰。

表1 2014-2019 年浙江常住人口自然变动情况（万人）

从省内地区分布来看，常住人口数最多的3个市分别为杭州、温州和宁波，其中杭州市常住人口数已超千万，显示其作为省会城市和新经济模式下新兴的较大城市，对全省乃至全国其他地区人口有着较强的集聚能力。

表2 2018-2019年全省及各市人口主要数据

（二）浙江人口数量在全国的位置

近年来，浙江坚持新发展理念，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与此同时，高效、便捷的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以及“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的新作为，吸引了大量省外人口。从全国范围看，省际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在长三角地区，而浙江正在成为长三角人力资源集聚的新高地。

2019年末，浙江以5850万人的常住人口总量在全国居第十位，占全国总人口的4.2%；常住人口比2018年末增加113万人，仅次于广东（175万人）；当年人口增速1.97%，超过广东（1.54%），居全国第一；常住人口增量扣除自然增长量后，净流入量为84.1万人，居全国第一。

图1 2019年全国各省（区、市）常住人口数量

2011-2014年，由于大规模推动机器换人、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浙江常住人口呈小幅净流出态势。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从2015年起，常住人口重新开始净流入，且净流入规模不断扩大，由2015年的3.3万人扩大到2019年的84.1万人。2017-2019年，浙江人口增量分别为67、80和113万人，连续3年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广东；人口净流入量分别为31.3、49.0和84.1万人，其中2017年和2018年列广东之后，居全国第二位，2019年居全国第一。人口净流入的不断增加，说明浙江吸引了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就业（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浙江的外来人口主要来源地包括安徽、河南、贵州、江西、四川等）。

图2 2019年全国各省（区、市）常住人口增量

分城市来看，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量55.4万人，比深圳多14.18万，比广州多15.25万人，居全国第一。宁波常住人口增量34万人，居全国第四。杭州和宁波两个市合计增量89.4万人，占全省增量的79.1%，说明浙江常住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缘于这两个城市对人口的虹吸效应。

图3 2019年全国主要城市常住人口增量情况

（三）浙江劳动年龄人口

1.劳动年龄人口总量。201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中，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3820.0万人，占总人口的65.3%，比上年下降0.6个百分点。从趋势上看，从2015年开始，浙江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重一直呈平缓下降趋势，从2015年的68.4%，下降至2019年的65.3%，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一直维持在3800万上下的高水平，全社会的劳动力供给比较充足。

人口总抚养比[1]小于或等于50%称为人口红利期，表示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浙江的总抚养比为37.6%，比全国平均水平（41.5%）低3.9个百分点，在长三角区域，逊于上海（35.5%），优于江苏（40.1%）、安徽（48.9%）。全社会年龄结构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橄榄状特征，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仍处于人口红利期。

2.劳动年龄人口结构。2019年末浙江省16-59岁常住人口中，男性1990.2万人，占52.1%；女性1829.8万人，占47.9%；男性比女性多4.2个百分点，男女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108.8。

分年龄段来看，浙江劳动年龄人口总体呈现年龄较大群体占比相对较高，而年轻群体占比较低的态势，特别是16-24岁群体比例明显偏低（见表3）。随着时间推移，当这部分人群成为30岁以上壮年劳动力时，如果没有外来净流入人口的补充，全社会劳动力将出现明显不足。

表3 2019年浙江省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结构

3.劳动年龄人口在省内的区域分布。从省内分布情况来看，杭州、宁波、温州3个市占据了全省接近一半的劳动年龄人口，为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供给。这3个市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也都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相反，衢州、舟山、丽水等市劳动力流出较多，劳动年龄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

表4 全省及各市劳动年龄人口情况（%）

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从该指标看，各市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杭州的这一指标遥遥领先于其他市，可见杭州集中了大量的高学历人才，总体劳动力素质为省内最高。除杭州以外，宁波、湖州、绍兴、金华等地的这一指标也相对较高，这几个市作为新兴都市圈的代表，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比较大。

表5 2019年全省及各市20-59岁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

二、影响人口变化趋势的因素

从中长期来看，人口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影响人口变化趋势的主要因素有老龄化、生育率、人口流动、城镇化等因素。

（一）老龄化

国际上通常把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2019年，浙江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6%，65岁及以上人口占14.2%，都已远远超过国际通用的一般老龄化标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浙江人口老龄化有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老龄化速度加快，低龄老人比重明显增大。由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婴儿已逐步进入老年期，浙江低龄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明显扩大。2019年，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比2015年增加269.8万人，年均增长6.3%，比2010-2015年这5年间的年均增速（4.3%）高2.0个百分点。

表6 2010-2019年60岁以上常住人口数（万人）及占比（%）

根据以往人口普查和调查结果，将分年龄段人口数据平滑移动，可以预计，2020年至2030年，60-69岁低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将继续增大至接近50%，预计2035年将超过50%，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则保持在25%以下。2020-2030年，浙江低龄老人相对较多，在整个社会进入超老龄化之前，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一个巨大窗口期，需要抓住时机，健全完善养老、医疗及生活服务等相关方面的制度体系。

二是老龄化程度地区差异明显，外来劳动力延缓地区老龄化进程。浙江的外来人口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25-50岁，其中25-29岁、30-34岁比重最大，分别为15.8%和13.1%。分市看，各地老龄化程度差异很大。经济实力较强的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和台州等市，由于外来劳动力人口集聚，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些地区人口老龄化进程，其老年人口占比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温州市老龄化程度最低，60岁及以上老年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为17.1%，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5个百分点。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嘉兴进入国家战略核心区后，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也逐年增加，60岁及以上老年常住人口占比为20.0%，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显著低于其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

同时，外出人口相对较多的衢州、舟山、丽水等市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均高于户籍人口老龄化水平，其中，舟山市的老龄化程度最高，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占比分别为27.9%和27.8%，高出全省平均水平8.3和5.3个百分点。

（二）生育率

近几年计划生育政策连续出现重大调整。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全面二孩”政策）。出生人口从2013年的54.9万人增至2017年的67万人，2018年回落到62.8万人，2019年进一步回落到60.9万人；人口出生率从2013年的10.01‰逐步升至2017年的11.92‰，2018年回落至11.02‰，2019年进一步回落至10.51‰，同期死亡率仍稳定在5.5‰至5.6‰的低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013年的4.56‰上升至2017年的6.36‰，再回落到2019年的4.99‰。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浙江出生人口和出生率都有大幅提高，但生育高峰期很快于2017年到来，早于政策出台时的预期。2017年常住出生人口达67万人，粗出生率为11.92‰，2018年开始常住出生人口明显回落。同时，自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浙江的二孩出生比例在明显提升后趋向稳中有降。根据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结果，2017年浙江二孩出生率达到53.37%的历史新高，但2018年就下降到50.09%。

图5 2010-2019年浙江常住人口出生总量和出生率情况

重新回到适度生育水平难度巨大。从历史数据来看，生育水平下降不是新问题，但是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如何推动生育水平适度提升，保持一定的出生人口规模，存在巨大挑战。一是育龄妇女规模减少。近年来，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生育规模逐年下降，目前的育龄妇女（15-49岁）人群自身大多为独生子女一代，受当年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其人数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其中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相当于俗称“90后”群体，其人数也明显减少。二是生育意愿较低。调查显示，浙江省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个，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4个。三是生育成本巨大。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成为育龄妇女不再生育的最主要原因，其中，浙江省的比重虽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达到了46.9%。此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分布如下表。

表7 2017年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分布（%）

（三）人口流动

2019年，浙江吸引了84.1万的人口净流入量。这些人口流动为浙江带来的正面作用十分明显，除了上文提及的延缓老龄化进程外，还有效提升了劳动力的总体素质，增加了我省尤其是杭州、宁波等较大城市的人口红利。

一是全省外来人口素质提高，杭州省外流入人口趋于高学历年轻化。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全省外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有了明显的改善。2019年，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外来人口占全部外来人口的21.5%，比重比2016年提高1.7个百分点；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的比重为7.7%，比2016年提高0.9个百分点。

杭州、宁波等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人口集聚优势更是明显。杭州的省外人口中，20-34岁青壮年人口超过4成，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近5个百分点；40-55岁外来人口的占比则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杭州外来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在全省遥遥领先，超过1/5的省外流入人口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比全省水平高出12.8个百分点。外来人口的高学历、年轻化，不仅缓解了包括杭州在内的我省人口老龄化加剧趋势，更为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二是外来人口流入地选择发生变化，杭甬人口集聚效应明显。随着省委、省政府加快打造大湾区建设，其核心杭州湾经济区的人口和经济密度不断加大。作为“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的杭州和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地的宁波，这两年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在2019年全省113万的人口增量中，杭州和宁波的增量合计占全省的近8成，其中杭州和宁波分别占全省增量的49.0%和30.1%，显示出这两个副省级城市在省内超强的人口凝聚力。

（四）城镇化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人口布局持续优化，城镇化率持续提高。2019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70.0%，高出全国9.4个百分点，列广东、江苏之后，为省、区第3位，比2010年末提高8.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

表9 全省及各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分市看，各地城镇化水平均稳步提高，且地区间城镇化水平差距在缩小。11个市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极差（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差）由2010年末的29.2个百分点缩小到2019年末的18.5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衢州市和丽水市，201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比2010年提升15.9和14.6个百分点，高出全省升幅7.5和6.2个百分点，城镇化推进十分迅速。

三、展望浙江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综合各方面因素，预计浙江省人口发展变化将呈现如下特点：未来10年常住人口总量继续保持增长；少子化、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劳动年龄人口波动下降，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人口素质稳步提升，总体受教育水平平稳提高；人口城镇化进入平稳期；人口加速向四大都市区集聚。

（一）预计人口总量在未来10年仍保持增长趋势

考虑到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对省外流动人口的吸引力特别是杭州、宁波等较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将超过6000万人，全省人口总量未来10年仍保持增长趋势。

（二）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加剧

“全面二孩”政策下，常住人口出生高峰已经在2017年出现，考虑到上文提及的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预计今后出生率将逐步缓慢下降。“十四五”期间，年均出生人口可能在60万人左右，比“十三五”时期有所减少。0-15岁常住少年人口总量和比重将缓慢回升后转为下降，“全面二孩”政策仍然不能扭转浙江的少子化趋势。

预计劳动年龄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将从2019年的65.3%下降到2025年的60%左右，考虑到老龄化进程，到2035年，可能会继续下降到52%左右。以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67%左右计算，届时抚养比将达到1.9:1左右，即1个经济活动人口将承担1.9个非经济活动人口的抚养任务，这意味着浙江人口数量型红利的结束。在未来10年中，必须积极引进年轻活力型人口，加快人力资本投资，以延长人口数量型红利机会窗口期，并把握人口质量型红利的机会窗口，尽快释放人口质量红利。

全省老龄化将加快迈向超老龄化阶段。按照联合国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浙江已于2019年超过这一标准。10-15年后，预计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1%-26%，进入超老龄化阶段，这将对我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提出较大挑战。

（三）人口素质稳步提升

人口数量红利的逐步消失是一个必然趋势。为解决深度老龄化和高抚养比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尽早转向注重人口质量红利。人口素质的提升可以释放人口质量红利，有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是解决高抚养比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

随着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事业推进，无论是本地劳动力素质还是外来劳动力素质，都将不断提高。有赖于浙江先后推出的一系列人才吸引政策，以及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省外较高学历人才的吸引力持续提升，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也明显提高，尤其是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提高幅度领先全国平均水平。面向新时代，浙江人口受教育水平将加快提升，预计到2025年，基础教育普及率将继续保持高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65%左右，外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接近10年，与整体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四）人口城镇化将进入平稳期

浙江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将稳步推进，最终进入平稳期。预计2025年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将分别达到75%和56%左右。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差距将逐年缩小，再过15年，将缩小到12个百分点左右。常住城镇人口比重年均提高的幅度将逐渐下降，最终趋于平稳，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年均增幅逐年上升。

（五）人口加速向都市区核心区集聚

杭州、宁波、温州和金义四大都市区成为高端要素、高端产业集聚地。人口集聚为产业集聚夯实了基础，产业集聚强化了人口集聚的趋势。2019年，全省四大都市区内常住人口总量为3382.6万人，占全省的57.8%，比重比2015年（56.7%）提高1.1个百分点。另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四大都市区核心区常住人口总量占全省的69.5%，且四大都市区核心区人口流动的规模量级，均高于其他区域。都市区核心区成为全省人口密度、人才浓度、人口流动度最高的区域。预计，随着“四大建设”等重大战略的推进，全省人口将加速向四大都市区核心区集聚。预计到2025年，四大都市区核心区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将超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