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提出了“四个翻番”即到2020年浙江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能否把目标变成现实，保证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期实现，工业发展是其中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在未来一段时期，浙江仍然处于工业化时期，工业仍然是浙江经济增长的主体，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贡献力量。开展“浙江工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课题研究，测算进入新世纪之后工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回顾和分析工业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方面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进而展望推进工业强省建设给居民收入增加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工业转型升级与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紧密结合的相关政策建议，这对于加快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课题的重点是利用现有的各种统计资料，对浙江工业对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进行测算和估算。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为此，我们以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开展的城乡住户调查资料为基础，以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资料和其他省级有关部门业务统计资料为辅助，测算了浙江工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总的测算结果是，2001-2012年，浙江工业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8.6%，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0.4%。这表明，通过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工资水平等方式，浙江工业发展对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一、工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贡献的测算

（一）测算依据

城乡居民收入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组成。城乡居民通过在工业企业就业获得工资性收入，或从事工业行业的生产经营获得经营性收入。工业对这两部分收入增长起到直接拉动作用。同时，工业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具有间接作用。例如，居民通过来源于工业行业的原始资本积累获得利息、股息、红利等增值收益，通过出租房屋给工业就业者获得租金收益，以再分配方式分享工业企业上缴的税收、养老金等。因此，测算工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必须以分解测算城乡居民收入各组成部分来源于工业的收入为基础，包括直接和间接来源于工业的收入。

（二）测算原则

一是全面性。要系统分析工业拉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各种途径及影响方式，综合工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做到测算全面覆盖，既不重复，也不遗漏。二是科学性。测算时从每个指标的计算内容到推算过程都要做到科学、合理、准确，推算过程要有充分依据。三是可行性。测算必须能够及时搜集到准确的基础数据和深加工数据，确保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

（三）测算思路

各年度的住户调查是按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分别开展的，因此，我们将分别测算浙江工业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按总计项与分项合计相等原则，选取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分别作为城乡居民收入。由于测算过程缺乏可借鉴的已有成果，而现有的城乡住户调查又缺乏直接对应的来自工业的分项收入数据，这给我们的测算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我们在测算中根据实际可获得的资料进行了反复论证和探索，最后采用从深度挖掘和开发城乡住户调查的原始数据入手，辅以劳动工资统计、就业统计、工业统计等统计资料，综合运用税收、社保、核算等相关资料进行测算和推算予以解决。根据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获取的途径和方式不同，分别拟定测算方法。总之，测算的思路是，要以可靠的资料来源、可信的推算依据，获得基本符合实际的推算结果。

（四）测算情况

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两项合计，占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的80%左右，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90%左右。这两部分收入测算的准确性，决定了整个测算结果的合理性，是我们测算的重点。

1.来源于工业的工资性收入的测算。理论上，住户调查人均收入中来源于工业的工资性收入=就业于工业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工业就业比重/人口负担系数[1]。利用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筛选出就业人员，除全部被调查者可以获得人口负担系数；根据就业人员个人信息，甄别出工业就业者，获得工业就业比重、工业就业者的职工平均工资等统计资料。但与就业统计资料相比，城乡住户调查得到的工业就业比重明显偏低。这是因为，尽管根据调查方案，城乡住户调查要求按照常住人口进行抽样调查，但由于外来人口流动性强、调查难度大，在2012年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之前，实际操作上大多是对户籍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抽中外来人口家庭的比例非常低。而事实上，浙江外来人口多，从事工业的比重高，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浙江外来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1.7%，外来人口中从事工业人员比重达到67.6%，比全部常住人口的同类比重（44.7%）高出22.9个百分点。因此，以户籍人口为主的抽样调查难免产生调查样本的偏差，由此导致调查结果出现人均收入偏高、行业代表性差的情况。针对这一情况，实际测算来源于工业的工资性收入时，我们根据就业统计资料，对住户调查中家庭就业者的工业就业比重进行适当调整，以逼近真实。同时，我们也利用住户调查的工业就业比重测算工业对本省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2.来源于工业的经营性收入的测算。农村住户调查表中，经营性收入下设了“工业收入”一栏，可以直接汇总得到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中来源于工业的收入。城镇住户调查中没有单设此项，必须进行推算。一般而言，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主要来自于个体户经营。我们试图利用工商登记注册信息，得到工业个体户注册资本的占比，以此来推算工业经营性收入，但计算工作量巨大，而且注册资本的行业比例也不能准确反映经营收入的行业比例。经过反复推敲和征求意见，我们选择了城镇个体从业人员的工业就业比重来推算。以城镇住户调查得到的经营性收入乘以城镇个体从业人员的工业就业比重，得到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中来源于工业的收入。

3.来源于工业的财产性收入的测算。财产性收入由利息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保险收益、其它投资收入、出租房屋收入、知识产权收入和其它财产性收入组成。其中，出租房屋收入是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最重要来源。鉴于外来人口租住率高,如果单纯地以工业就业比重剥离出租赁给工业就业者的房屋租金收入，会出现低估。我们综合考虑外来人口的工业就业比重、本省户籍人口的工业就业比重，来测算出租给工业就业者的房屋出租收入。以当年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合计来源于工业的收入比重，测算得到其他财产性收入中间接来源于工业的收入。

4.来源于工业的转移性收入的测算。转移性收入由养老金或离退休金、社会救济收入、辞退金、保险收入、提取住房公积金组成。其中，养老金或离退休金占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的80%左右，占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的40%左右。鉴于社保基金统计的养老金是按照所有制而不是按照行业划分，同时考虑到养老金不仅包括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也包括了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所以我们采用工业企业税收缴纳比重（包括国税和地税）来推算养老金中来源于工业的收入。以当年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合计来源于工业的收入比重，测算得到其他转移性收入中间接来源于工业的收入。

（五）测算的资料来源

测算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①城乡住户调查资料，特别是其中的收入分类和家庭就业者行业分类资料；②国民经济核算资料，包括其中按行业分类、按收入法分类的生产总值资料，以及按支出法计算的生产总值中反映居民消费水平的资料；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资料，特别是其中的工业企业财务状况资料、工业成本费用调查资料；④劳动工资统计资料，包括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平均工资等资料；⑤就业统计资料，主要是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分行业构成资料、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的分行业构成资料；⑥人口普查资料，主要是全部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按行业分类的就业构成资料；⑦财政税收统计资料，主要是按行业分类的税收收入构成资料；⑧社会保障统计资料，主要是养老金和离退休金等方面的资料。

二、工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贡献的测算结果

根据以上测算依据、测算原则、测算思路、测算情况和测算的资料来源，我们对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浙江工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如下。

1.工业是推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力量。2001-2012年，浙江工业对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8.6%。除2002、2009和2012年这三年之外，浙江工业对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都高于30%。特别是2003-2006年，这几年贡献率都在40%以上，2003和2004年甚至超过了50%。浙江城镇家庭总收入中来源于工业的收入比重比较稳定，在38%上下波动（详见表1）。

表1 浙江工业对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元、%

2.工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五成。随着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的逐渐形成,广大农村居民分享了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成果。表2显示，浙江农村居民从工业经济发展中获益的收入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稳步提高，从2001年的41.5%提高到2004年45.0%、2008年的46.0%和2012年的47.4%。2001-2012年，浙江工业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0.4%。从趋势上看，工业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总体上比较平稳。

表2 浙江工业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元、%

3.小结。从浙江工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贡献的测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基本结论：一是浙江工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很大，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大于城镇居民。二是近几年浙江工业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略有下降，城镇居民收入中来源于工业的收入占比也略有下降。三是浙江工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较为稳定，农民居民纯收入中来源于工业的收入占比稳步提高。四是工业经济形势变化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更明显。2009和2012年浙江工业经济增速较快下滑，工业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随之大幅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住户调查资料需要分级使用的统计体制，大大限制了高收入阶层尤其是最富裕阶层进入住户调查范围。2010年，全国城镇住户调查样本为65607户，浙江省为4450户，而到某个县市区一级，一般只有100户左右。在市县住户调查样本数量少得可怜的情况下，如果抽到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就意味着该县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将被大大高估，必须把它从调查样本户中剔除出去。因此，2011年浙江省城镇住户调查样本户中，最高收入户的家庭年收入只有66.5万元，而现实中超过这一数目的家庭多的是。问题在于，这部分被排除的高收入群体恰恰很多是工业企业经营者。201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0名中，浙江上榜11名，其中9名从事与工业有关的生产经营。所以，利用现有的住户调查数据推算浙江工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存在着一定程度低估的可能性。

三、工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一）工业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方面取得的成效

1.工业是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始终是经济运行轨迹的主线，是浙江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主要途径。新世纪以来，浙江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在45%以上，工业发展为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按照城乡居民人口比例推算，2001-2012年，浙江居民收入中来源于工业的收入比重维持在40%左右。另一组数据从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角度验证了这个结果。国民经济核算资料显示，2001-2012年，浙江劳动者报酬来源于工业的比重也维持在40%左右。

2.工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工资性收入增长。工资性收入是城乡居民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的60%左右，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50%左右。测算结果显示，2001-2012年，工业工资性收入对浙江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中工业收入的提高贡献非常大。除个别年份受工业经济下滑影响之外，大多数年份工业工资性收入对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中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在70%左右。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中来源于工业的比重前期快速上升，2006-2008年超过40%后小幅回落，之后维持在38%上下。2001-2012年，工业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纯收入中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除2003年外都在73%以上，最高甚至达到86.8%；工资性收入中来源于工业的比重十分稳定，在69%左右。

表3 2001-2012年浙江工资性收入来源于工业的情况表

单位：%

3.工业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主要通过增加就业岗位和提高工资水平加以实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浙江工业就业比重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达到44.7%，是唯一超过40%的省份，比江苏、上海和广东分别高出9.6、8.5和4.8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和北京、山东要高出一倍以上。大量的工业就业岗位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工业工资水平的稳步提高也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浙江城镇单位从事工业的在岗职工工资总额是2000年的11.2倍，年均增长22.3%。其中，工业在岗职工平均人数是2000年的3倍，年均增长9.7%；工业平均工资是2000年的3.7倍，年均增长11.4%。

（二）工业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方面存在的问题

1.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较低。如前所述，无论工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还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都是相对比较快的。但是，如果把他们的收入增长放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背景下，则是另外一种情景。因为从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分配状况看，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的问题日益突出。2012年与1995年相比，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8.5倍，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2.8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仅分别增长4.6和3.9倍。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53.1%，2000年为49.4%，2010年降低到38.9%，尽管近两年由于人口红利因素减弱的影响，企业员工收入和劳动力成本增长相对较快，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有所回升，2012年回升到42.1%，但目前浙江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大多在51%至57%之间），而且在全国各省（市、区）位居后列。2010年浙江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居倒数第4位，2012年居倒数第7位。

2.大量雇佣外来人口导致工业发展给本省居民增收实惠减少。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展缓慢，使得浙江多数制造业企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末端，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低，市场定位低，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管理水平低，走的是一条低档、低价、薄利的发展路子。这种低端制造，对应的是低成本劳动力的需求。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浙江省部分市县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2008、2009和2010年三季度的企业用工需求中，低技能要求（包括无技能要求、初级技能和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需求比重分别为89.6%、93.2%和89.0%，对求职人员的低学历要求（包括无学历要求和初中及以下人员）分别占68.0%、72.1%和72.7%。随着“招工难”现象的显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技能要求更为放宽，2008年至2010年三季度对求职者的学历无要求的用工需求比重分别达到18.2%、19.8%和22.0%，无技能要求的岗位比重均在65%以上。在本省劳动力成本上升、年轻人择业观念和要求提高的情况下，对低成本劳动力快速增长的需求，只能通过大量吸收省外人口加以解决。2010年浙江外来常住人口比2000年增加813.5万人，比外来人口第一大省广东省同期外来人口增加数（643.3万人）还多出170.2万人，新增外来人口数居全国第一。2010年，浙江外来人口从事工业的比重为67.6%；在全部工业就业者中，外来人口的比重为45.3%。这就使得浙江工业发展给本省居民增收实惠明显减少。据测算，2010年，浙江本省城镇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来源于工业的比重为28%左右，比按常住人口测算低10个百分点；本省农村居民纯收入中来源于工业的比重为38%左右，比按常住人口测算低8个百分点。

3.依赖低成本竞争导致较低劳动生产率和更低劳动报酬的“双低”现象。浙江工业长期以来过分依赖低端产业，过分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分依赖资源环境的消耗，直接制约了其投入产出效益水平的提高。过分依赖低端产业、低成本劳动力和低价格竞争，必然导致工业劳动力素质的低下。2010年，流入浙江的外来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59年，比全国省际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低1.02年，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仅高于新疆（8.5年），与西藏并列倒数第2位。较低素质的工业劳动力，必然导致较低的劳动生产率。这造成了浙江“双低”现象，即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和更低的劳动报酬。钱雪亚（2010）从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的角度观察得出结论，浙江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是建立在低劳动生产率和低劳动工资水平之上的。我们搜集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201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13.81万元/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3%。而2011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劳动报酬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0.3%。由于浙江民营中小企业比重高，全部工业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可能还要更大一些。浙江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在31个省市区中位置居后，也是这种“双低”现象的反映和结果。

（三）工业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关分析

1.工业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提高存在长期均衡关系。2001-2012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职工薪酬总额两者相关性比较高。从绝对值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职工薪酬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在5%上下波动。从增长速度看，两者走势呈现很强的相似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职工薪酬总额增速都走出了一个大V型，此后又较快回落。经检验，在显著性水平0.01的条件下，主营业务收入和职工薪酬总额的相关程度高达0.994；两者增速也表现为极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874。相对而言，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速变动要平缓一些。

2.工业经济增长是居民收入提高的重要原因。对此我们通过统计数据加以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采用Granger提出的因果检验方法。我们对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职工薪酬做了ADF单位根检验，在确定两者的一阶差分平稳的前提下，进行了Granger检验。结果显示，在10%显著水平下，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和职工薪酬总额提高互为因果。这表明，工业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紧密的协同联动关系。工业经济繁荣，拉动居民劳动报酬提高；反过来，当劳动报酬增加时，职工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更加积极工作，促进了工业经济的繁荣。

表4 变量的单位根ADF检验结果

表5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3.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当前浙江工业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时期。增长阶段的转换，不仅仅是速度的调整，更重要的是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有加快转型升级，才能促进工业发展方式转变，进而促进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从表6可以看到，2001-2012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纺织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经济数据存在两个明显高于现象：一是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速均高于薪酬总额年均增速；二是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均远高于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速。另外，纺织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速要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

但是，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界，将2001-2012年分成2008年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后可以发现，前后两个阶段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2001-2007年，浙江工业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包括工业从业人员均较快增长，但是相对而言，职工平均工资增长较低，比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要低15个百分点左右。其中纺织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最快，年均增长9.6%，比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分别高0.6和0.3个百分点。而2008-2012年，浙江工业增长明显减缓，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的年均增速只相当于前一阶段的一半左右，但是，由于采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打击拖欠职工工资行为和实施结构调整、减员增效等措施，职工平均工资增速却比前一阶段不降反升，而且要高于同期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的增速。从工业内部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职工平均工资分别年均增长14.2%和14.7%，增速超过了纺织业（13.9%）。由此可以看出，在工业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背景下，只要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是能够保持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

表6 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率

单位：%

四、几点对策建议

1.推进工业强省建设。2001-2012年，浙江工业对全省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近一半，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四成左右。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浙江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时期，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工业仍然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对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而且对提高居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是发展的目的，也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浙江“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不仅要高于“十一五”实绩，而且要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但从“十二五”前三年的情况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速分别为7.9%和8.8%，其中2013年分别为7.1%和8.1%，均低于“十二五”规划要求分别年均实际增长8.5%和9%的目标。因此，要从战略的高度，正确审视工业强省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工业在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中的作用。要围绕“强”字做文章，尽快摒弃旧的工业发展模式，使工业发展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上来，切实提高工业增长质量和效益，为提高工业劳动者和居民收入奠定基础。

2.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从促进居民增收的角度，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一是要把产业结构调整与职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切实改变过分依赖低端产业的状况，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压缩附加值低、工资水平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转型升级中提高高端产业比重，从而带动劳动者报酬水平提升。二是要着力改变企业长期处于低价值链的局面，向创新驱动型企业转变，通过市场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和向前端的研发、设计和后端的营销、服务延伸，转向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较高层次，提高企业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加劳动者报酬。三是加大腾笼换鸟和“走出去”的力度。要通过治污治水、“三改一拆”等措施，加快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产能，加大对低端产业、低端项目、低效企业的转移力度，扭转省外低端劳动力大量拥入浙江的状况，改变浙江工业企业过多雇佣外来人口的状况，减轻社会管理负担。同时腾出工业发展新空间，着力培育和发展先进制造业，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使本省居民更多地分享工业发展的成果。

3.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工业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背景下，工业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却不降反升的事实充分说明，调整工业内部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既是校正长期来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明显下降的需要，也是应对“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劳动力供求关系将发生全局性、趋势性变化的需要。其实，提高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强居民扩大消费需求的能力，是解决产能过剩、内需不足、过分对外依赖、经济循环不畅等长期困扰的问题，优化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关键所在。当然，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妥善处理好各方面关系。为此，企业要转变竞争观念，走出过分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传统模式，理性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创新发展、提高效率、“机器换人”等措施加以积极应对。员工要强化奋斗观念，增强工作责任心，确立收入来自贡献的观念，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主动为企业、为国家多做贡献。政府部门要端正政绩观，落实管理责任。要从增长第一转向民生为重，把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放在优先位置，同时要根据当前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的实际情况，通过减税、让利等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4.多管齐下增加收入。工业对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部分。从前面测算可以看出，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工业工资性收入，都是来自全部工业收入的大头，其增长贡献率，城镇居民多数年份占70%左右，农村居民基本在73%至87%之间。因此，促进工业对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必须紧紧抓住工资性收入增长这一重点，以提高工业工薪收入作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第一抓手。2012年，经营性收入占浙江城镇家庭总收入的12.4%和农村家庭总收入的28.9%，工业经营性收入是全部经营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重要的来源是从事工业的个体户经营收入。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特色之一。据第三次经济普查的清查摸底，2013年浙江个体经营户为323.9万家，其中工业个体经营户为69.3万家。要继续发扬浙江人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吃苦的精神，在进一步发展个体经济的基础上，推动“个转企”、“小升规”，由此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工业财产性收入也大有文章可做。浙江民间资金充裕，而工业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也很旺盛，要进一步搞活金融市场，拓宽投资渠道，特别是要通过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等举措，促进民间资金向产业资本转化，既充分发挥浙江的金融资源优势，推动转型升级，又能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