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60年来，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充分发扬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精神，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实现了从经济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历史转变。在国民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取得重大成效，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为全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1949年建国之初，浙江生产总值只有14.98亿元，人均GDP仅为72元，1978年生产总值为123.72亿元，1991年跨上千亿元台阶，2004年突破万亿元大关，到2008年全省GDP总量达到21486.92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50年增长234倍，年均增长9.9%。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年均增长率更是达到13.1%，比同期全国平均年增长率高3.3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GDP总量在全国的位次由改革开放初的第12位上升到1994年第4位并保持至今。同时，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人均GDP也迅速提高。2008年全省人均GDP为42214元（6078美元），位居全国第4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在各省、区中居第1位。按可比价格计算，2008年人均GDP比1950年增长95倍，年均增长8.2%；比1978年增长29倍，年均增长12%，增速全国第一。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大增强了浙江的综合实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使浙江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迅速上升。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与迅速增长的经济总量相对应，浙江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从低层次逐渐优化升级，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先进的工业化社会转化的过程，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由1949年的68.5:8.0:23.5调整为2008年的5.1:53.9:41.0。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积聚的内生动力结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形成的外在需求共同推动产业结构演化发展，形成了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阶段产业结构变动的特点是第二产业发展较快，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迅速上升。建国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我省处于建立和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初期，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1953-1978年GDP年均增长5.7%，同期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11.2%。1978年三次产业的比例调整为38.1：43.3：18.6，但横向比较浙江农业比重比全国高出不少，仍属于典型的农业省份，产业结构的层次较低。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浙江率先走上了以制度创新为主导的市场化改革之路，经济发展的动力十分强劲。1979—1999年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7.1%，引领全省GDP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对服务业的需求大大增加，第三产业迅速起步，年均增长13.9%。1999年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11.1:54.7:34.2，工业比重达到49.2%的历史最高点，第三产业的比重也稳步提高，1987年开始超过第一产业，逐步形成“二、三、一”的产业结构。

2000年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经济发展越来越注重发展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全省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2000-2008年GDP总量年均增长12.8%，其中第二、三产业年均增速分别达到了13.4%和13.7%，已逐步形成了第二、三产业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尤为突出的是第三产业对全省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强，2002年以来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0%以上，2008年达到41%的高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7.7%，逐步向经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

（一）一产结构趋于协调，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尽管第一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其原因主要源于二三产业的迅速增长，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第一产业在60年的建设中始终稳定发展，为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支撑。1949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仅为14亿元，2008年达178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49年增长13倍。从第一产业内部结构来看，从农业占绝对比重到农林牧渔业逐步协调发展，结构有所优化。在“以粮为纲”的年代，片面强调粮食生产，使林牧渔等业发展严重滞后，1949年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81.4%，1978年以前也基本保持在75%以上。改革开放以来，结构调整始终是农村改革的重点，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各项惠农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也由1978年的77.3:3.1:14.3:5.3，调整为2008年的45.7:6.0:23.5:22.9。

（二）工业结构不断优化，重型化、高技术和资源节约成为发展方向。从1952年的2.78亿元到2008年的11580.33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7%，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4%，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从工业内部结构来看，一是重工业化程度有所提高。1949年浙江重工业寥寥无几，生活资料类轻工产品也极为薄弱。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立足自身特点和产业优势，选择发展市场容量大、就业要求高而又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型加工业，形成了以轻、小、集、加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60%以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商品短缺时代的基本结束，浙江开始着手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选择经济发展联动效应较强的机械、化工、电子、医药为主导产业，重工业产值的比重有所上升。进入新时期，我省在继续发挥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装备制造业、临港重化工业等行业也有长足的发展，2004年重工业产值比重（54%）超过轻工业，2008年进一步提高到58%。

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力量。在2008年浙江规模以上制造业中，所占比重超过3%的行业有12个，与1998年相比，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利润率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的比重都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作为产业升级的重点行业，装备制造业逐渐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2008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2788.8亿元，比上年增长11.3%，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幅高1.2个百分点，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8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达38.1%。

高耗能行业生产减缓，循环经济相关产业迅速发展。2008年八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长9.4%，增幅比规模以上工业低0.7个百分点，所占比重为36.6%，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对推动结构节能产生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循环经济发展迅速，2004—2008年规模以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8.7%，成为工业中增长最快的行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使得浙江经济在获得快速增长的同时减缓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三）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新兴行业日益成为重要力量。改革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下，对第三产业的投入相对较少，使其在相当长时间内发展缓慢。1957年以前第三产业增加值还大于第二产业，但1958-197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仅增长3.9%，低于同期GDP年均增长率1.3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也由1957年的27.0%降至1978年的18.6%，难以满足物质生产和居民生活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优化、消费升级和城市化推进，第三产业得到全面加速发展。1979-2008年三产增加值年均增长13.8%，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占20%以上，到20世纪90年代占30%以上，再到2002年以来基本占40%以上。

三、需求结构积极变化，消费投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浙江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帆风顺，高度集中僵化的经济体制和各种政治运动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高消耗低质量的粗放增长方式下，投资的波动十分明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比较有限，1953-1978年浙江GDP年均仅增长5.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4个百分点,经济发展缓慢。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由农村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城乡居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收入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加上我省以轻型加工业为主的产业特点和鼓励消费的政策引导，使居民的消费热情得到极大的激发。1979—1984年全省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长15.1%，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长速度1.4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的拉动率达到61.8%。

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投资需求大大增强，1984-1995年浙江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高峰期，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对经济的影响十分明显。虽然1988年后经历了三年的治理整顿和结构调整，但自1992年起以投资再次迅速扩张，1992-1995年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率为54.3%，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拉动率为58.6%，对全省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了主导作用。这期间商品短缺和供应紧张现象基本消失，买方市场开始显现，消费需求增长疲软，最终消费拉动率由“六五”时期的64%下降到“七五”时期的51.8%，“八五”时期进一步降低到27.5%。这期间浙江经济高速增长，但GDP增幅的波动高达22.6个百分点，投资波动明显的特征影响了浙江经济的稳定性，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此后在政策的积极引导下，需求结构积极变化，消费投资比例日趋合理。“九五”期间，经济发展经历宏观调控和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增长放缓，投资消费需求陷入低谷，但从1998年开始采取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财政货币政策，消费再次承担起稳定和拉动经济的作用，最终消费拉动率回升至47.3%。2000年以后，浙江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地发展，投资和消费拉动作用更进一步趋于协调。2001—2007年全省最终消费年均增长13.9%，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13.1%，净出口年均增长9.5%，最终消费拉动率继续上升至54.3%，资本形成总额拉动率为42.3%，逐步呈现出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增长波动大幅减小，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大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