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正如凯恩斯所说，“消费乃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如果消费倾向一经减低成为永久习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减少，资本需求亦将减少”。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工业化的推进，我省经济增长出现严重的结构偏斜，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降低，成为我省经济未来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我省生产总值现状

2007年，浙江省生产总值为18780.44亿元，比上年增长14.7%，其中最终消费支出8652.34亿元，比上年增长13.7%，占GDP的比重为46.1%；资本形成总额8512亿元，比上年增长13.5%，占GDP的比重为45.3%，消费额与投资额平分秋色。全省货物和服务净流出为1616.1亿元，比上年增长33.2%，是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驾马车”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其中全省出口11949.49亿元，比上年增长17.1%；进口10333.39亿元，比上年增长15.6%。

从全省资本形成总额的构成看，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主体。2007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8201.28亿元，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为96.3%，存货增加为310.72亿元，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3.7%。从增长趋势来看，近两年存货增加额的增速明显提高，2006-2007年存货增加额增长速度分别比同期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速高12.1和19.4个百分点。存货的大量增加，资金周转率的降低，即意味着投资回报率的降低，库存占用了大量的资金，导致企业手中的资金越来越吃紧，说明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佳。

最终消费支出中，政府消费支出2342.83亿元，比上年增长18.5%，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为27.1%；居民消费支出6309.51亿元，比上年增长12.1%，占最终消费的比重为72.9%。从居民消费的城乡结构看，城镇居民是居民消费主体。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4631.28亿元，占居民消费的比重达73.4%，人均居民消费为17486元，比上年增长10.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1678.23亿元，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仅为26.6%，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为7077元，比上年增长12.3%，增幅略高于城镇居民。虽然农村居民增幅高于城镇居民，但由于两者总量相差较大，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存在着逐步扩大的趋势。

从支出法角度来说，2007年我省地区生产总值18780.44亿元，增长14.7%中，消费的贡献率为44.6%，拉动经济增长6.5个百分点；投资的贡献率为43.4%，拉动经济增长6.4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为12%，拉动经济增长1.8个百分点。与全国相比，虽然我省外向型经济发展较快，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较小。2007年，全国消费、投资、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分别为39.4%、40.9%和19.7%，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明显。

二、我省居民消费的现状及变化特征

1.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阶段性变化。

从我省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1979-1984年，居民消费支出略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把解决温饱问题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分配结构向居民部门倾斜，实行补偿消费政策。从1979年到1981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通过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轻部分地区的农村税收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农民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实行农业包干，即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的潜力充分爆发出来。这一时期，消费需求对浙江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最终消费对GDP的拉动率高达60%，高出资本形成总额22.7个百分点，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中居民消费拉动率也达到了46.1%。1979-1984年间，全省居民消费支出以年均14.1%的速度递增，政府消费支出年均增长25.4%，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长15.1%，均高于同期GDP年均12.9%的增幅。这一期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60%左右，1981年甚至高达66.0%，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在50%以上。

（2）1985-1989年，居民消费与地区生产总值同步回落。在消费需求的连锁带动下，1984年后，投资需求也开始增强，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由1983年的23.1%上升到1987年的38.9%。正是由于这段时间消费和投资的“双膨胀”，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在2-3年的时间内进行全面的“治理整顿”。随着宏观调控对最终需求实施“急刹车”，浙江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也付出了各项经济指标走向低谷的代价。1989年，我省GDP比1988年下降了0.6%，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唯一的一次负增长。这五年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拉动为57.7%，超过了最终消费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GDP的拉动率仅为40.5%。

（3）1990-1999年，地区生产总值增幅远高于居民消费增幅。针对1989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国家采取了严厉措施限制消费需求。如压缩集团消费、加强对工资和资金的管理、增加城乡居民储蓄、推行住宅商品化等多种措施，合理引导购买力分流，抑制了通货膨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过三年时间的结构调整和发展能量的集聚，全省各地要求加快发展的呼声日高，再加上受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鼓舞，自1992年起以投资迅速扩张为先导，浙江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复苏—快速增长”过程。1993年全国又出现了高通胀，从1993年开始，国家实行了紧缩性消费调控政策，如提高存款利率、实际保值储蓄、开征消费税、加强工资管理、开展全国消费基金检查等。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扼制了通货膨胀，但同时也抑制了消费的增长。再加上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外需减少；国内经济发展受结构性因素的深层次影响，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等等，投资需求对全省经济增长的拉动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一时期最终消费对全省GDP的拉动率仅为33.9%，远低于投资需求对全省经济47.7%的拉动率，居民消费对全省GDP的拉动率仅为19.5%。与此同时，净出口的增长也在我省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全省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也达到了18.5%。1990-1999年，居民消费每年仅递增7.3%，远低于GDP每年增长15.4%的速度。

（4）2000-2007年，居民消费与地区生产总值同步发展。2000年开始，浙江经济出现回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如大力推行消费信贷、税收政策向鼓励消费方面倾斜等等，全省形成投资、消费、出口需求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这一时期全省最终消费年均增长14.3%，投资需求年均增长11.7%，出口需求年均增长9.7%。最终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达到了55.6%，其中居民消费的拉动率为40.3%。

2.浙江省居民消费率仍然偏低。消费率和投资率，是指GDP使用额中最终消费总额和资本形成总额所占的比重，是反映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的重要统计指标。从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来看，在经济起步及快速增长阶段，消费率总是处于较高水平，投资率相对较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消费率呈现从高到低、再由低到高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型变化趋势，同时投资率以∩型趋势相反变动。我省也基本按照工业化进程的轨迹在演变，投资率逐步上升，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1978年，消费率比投资率高出36.5个百分点；到1993年，全省最终消费率为48.5%，投资率为46.8%，两者首次相差不到2个百分点；在随后的十多年间，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化相对稳定，除2000-2003年消费率增长较快，其余年份消费和投资率相差均在百分之五以内。2007年，浙江省最终消费率为46.1%，投资率为45.3%，净出口比重越来越大，已经达到8.6%。

1978-2007年全省投资率与消费率

单位：%

从全国范围看，我省的消费率仍然偏低。2007年我省46.1%的消费率，仅列全国第21位，与全国48.8%的平均水平相比，相差2.7个百分点。比上海（49.4%）、广东（48.8%）分别低3.3和2.7个百分点。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差更远。1978－2005年，全球的年均消费率为77.6%，且消费率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75.6%上升为2005年的78.8%；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83.9%、71%、78.5%和84.1%；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78.2%、78.7%、70.9%和84.1%；亚洲国家的年均消费率为70.3%。

纵览国际消费率的演变：消费同步或略高于GDP增长，消费率稳中趋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86-2005年，发达经济体实际GDP年均增长2.9%，最终国内需求增长3％左右，保持同步或略高于实际GDP的增长速度。与国际消费比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浙江省最终消费年均增幅为10.8%，低于GDP13.5%的增幅2.7个百分点，消费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不符，或者说还未达到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的阶段，还处于∪型的左端。

3.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改革开放初期，居民生活水平还处于解决温饱状态，GDP中的大部分是用于居民消费的，居民消费的比重最高曾达到近60%。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关注生活基本需求以外的东西，消费支出所占份额越来越小，2007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3.6%。与之相反的是，政府消费、投资、出口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越来越大。首先，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特别是在1990-1995，全省固定资本形成所占的比重一下子由27.9%上升到50.2%，在全省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翻了近一倍。其次，随着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政府消费在国民经济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全省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4.5%，提升到2007年的12.5%，上升了8个百分点。第三，近年来，以投资和投机为目的的境外投资资金涌入我省，成为推动全省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原因。虽然与全国相比，我省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并不算高，但是，近年来我省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为全省净出口份额的增加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2007年，净出口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已经上升到了8.6%。

4.消费结构不合理。2007年我省人均GDP已经接近5000美元，在这一阶段，居民消费中服务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占比应迅速提高，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省食品消费、住宅消费等生产性消费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大。2007年，全省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0.36、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0.35，虽然按联合国规定均达到了趋于富裕阶段，但与西方富裕国家0.2左右的水平相比，还是相差较大。

三、制约居民消费及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1.我省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慢于经济增长。消费经济学认为，收入是居民消费因素中的制约因子，居民的一切消费都必须依其收入水平为依据。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居民消费的开展，两者呈正向变化关系。通过对1985～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进行回归分析可知，收入与生活消费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相关度达到0.997，农村居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76，即农村居民收入每新增加1元，总的消费支出将增加0.7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相关度为0.995，城镇居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71，即城镇居民收入每新增加1元，总的消费支出将增加0.71元。

由上图我们也可以看到，收入上的差距也导致了城镇居民在消费水平上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32元增加到2007年的2057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65元增加到8265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分别增长8.8和9.7倍，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8.2%和8.5%，远远低于同期GDP年均13.5%的增幅。

从分配的角度，浙江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上，个人的比重也偏低。2007年，浙江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39.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但高于上海、山东和广东等省市。近些年来，我省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2007年比2000年下降近十个百分点。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大量无效投资挤占和浪费了本可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资源和财富。长时期以来，我省经济的快速增长很重要的因素是依靠资金的高投入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特征比较明显。多年来，我省投资率逐步走高。我省投资率1980年为18.5%，1995年为38.0%，2000年为37.5%，2002年以来更是一直维持在40%以上的水平，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20%左右的水平。

我省投资效果系数却不断下降。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是一定时期内GDP增加额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比值，它反映了每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GDP增加额。虽然投资产生效果具有时间滞后性，用投资效果系数来衡量某一年的投资产出率具有偶然性与缺乏科学性，但从长时期动态比较来看，投资效果系数能从宏观上反映出投资的产出效率。“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期间，我省投资效果系数分别为0.8635、0.5608、0.7199、0.2697和0.3025，即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16亿元、1.78亿元、1.39亿元、3.71亿元和3.31亿元。

3.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居民的后顾之忧较多，使得消费率不容易提高。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制度仍处在改革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使得下岗和失业人数增多，加上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使居民预期收入降低。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使居民的预期支出增大，其结果，居民消费意愿降低，储蓄意愿增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人民币）从1978年的7.73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1160.73亿元，年均增长28.5%，远高于同期GDP增长幅度。有限的收入用于储蓄的部分增大，必然要减少用于消费的支出，高储蓄成为消费增长缓慢的因素之一。

浙江是一个地少、人口密度高、资源不足的省份。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加强对居民消费的引导，健全和完善社会的福利保障制度，逐步转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促进我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