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决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2005-2006年GDP年均增长13.7%，今年1-9月GDP增长14.7%，但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10.5%、13.4%和11.8%，均低于GDP增长速度。而消费增长速度有所加快。那么，浙江经济是否进入了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期？本文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进行了初步分析，供领导参考。

一、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与全国的比较

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不断攀升。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省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3.4%，到2006年这一比重已经提高到了7.5%。“快”已经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除1983年（8.0%）、1989年（-0.6%）、1990年（3.9%）以外，其余年份GDP均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图1 历年全国与浙江GDP增速趋势比较

从浙江与全国GDP增长速度的比较来看，浙江经济增长的总体走势与全国基本相似，但是增长速度领先于全国水平。1990年前，浙江还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要素资源并不充分，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且经济波动比较大，既出现了1978年21.9%的高速增长，也出现了1989年0.6%的负增长。1983年、1988年和1989年，这三年我省的经济增长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浙江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大大减小，并且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平稳增长。

二、浙江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分析

经济的增长分为供给拉动型经济增长和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供需双方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以1998年为分水岭的。1998年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改革带来的；1998年之后经济的增长主要由三大需求拉动，从供给型经济增长向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变[1]。剖析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我们可以从分析构成生产总值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即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最终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入手。对于一个省域，通过三大需求来分析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比如省与省之间的货物和服务流动也可以说成是一个省的“出口”或“进口”，但目前的统计数据无法反映；用净出口数据进行经济增长分析有一定的片面性，会掩盖进口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投资形成总额中的存货减少代表着企业产销衔接良好，产品积压较少，但结果是投资形成总额的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少。但目前为止，三大需求的分析方法也是较为主流的分析方法。

（一）从GDP构成看，投资和消费此消彼长，周期性变化

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看，消费和投资构成了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两者比重之和占了GDP的90%多。“八五”以来，消费率和投资率此消彼长。消费率由1990年的65.6%下降到1995年的46.8%，而在2000年又回升到51.3%。对应的，投资率由1990年的27.9%上升到1995年的50.2%，且在2000年有所回落，下降到43.2%。从图2中，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消费与投资此消彼长、周期性变化的规律。并且，2000年以来，投资在经济中的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2004年达到了49.4%，形成了小周期的波峰。

表1 浙江省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

目前来看，消费率和投资率平分秋色。这种状况与世界平均消费率（80%）和投资率水平相比，我省的消费率水平偏低，投资率水平偏高。与全国的平均投资率（42.5%）和广东（36.7%）、上海（45.9%）的投资率相比，我省的投资率水平还是偏高，但比山东（49.1%）、江苏（49.3%）要低。

（二）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投资和消费的拉动作用周期性变化特征明显

从“六五”到“十五”时期，消费、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的周期性变化较为明显，投资的周期长度基本上在5年左右，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对稳定，周期长度相对长一些。

1.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稳定，且一直以来都保持较高水平，是经济平稳增长的主导力量。消费是三大需求中波动最小，较为稳定的一部分。除了“八五”期间，国家兴起了经济建设的高潮，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由此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比上一期间有较明显的下降外，其余时期，消费都扮演着一种稳定经济、拉动经济的重要角色。在大多数年份中，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于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特别是2000年，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比投资高出58.5个百分点。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主导，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以及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高于政府消费。可以说，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

2.投资拉动作用波动特征明显，对经济波动影响较大。在三大需求中，投资的变动与GDP的变动趋势是高度相关（见图3）。投资的变动会影响经济的走向，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六五”到“十五”时期，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呈现明显的周期性变化。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先由47.5%下降到29.7%，再上升到56.6%，接着又下降到34.3%，最后回升到44.3%，最高和最低的两个时期相差26.9个百分点。经济的增长速度也随之周期性变化，最高是“八五”期间的19.1%，最低是“七五”期间的7.6%，相差11.5个百分点。

投资下降的年份，GDP的增长率也随之下降，且投资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经济的波动幅度。“八五”期间，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48.7%，GDP增长19.1%，投资快于经济增长29.6个百分点。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全省投资低速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仅为5.3%。投资增长速度的减慢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1997-1999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为10.4%，比“八五”期间的19.1%低了8.7个百分点。2000年以后，投资又出现了新一轮的高潮。2001-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3%，2003年出现了38.9%的高增长。2003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58.5%的高点，GDP增长速度也达到了1996年以来的新高点。

3.净出口的拉动作用不太稳定。

从五年平均的净出口贡献率来看，净出口拉动作用较为显著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这段时间，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达到了15%以上。但是从各个年份的数据来看，净出口是三大需求中变动幅度最大的因素。

由于三大需求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关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需要分别分析出口和进口的增长情况。出口是国外对我省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直接拉动经济的增长；进口则通过购买国外先进资本品和资源产品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弥补资源稀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省的进出口总额平均保持在30%左右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出口基本保持稳定增长（除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外），而进口的增长波动幅度较大，这也就导致了我省净出口增长的较大波动。但是由于净出口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相对较小，因此，经济增长的波动主要还是由于投资的波动引起的，而与净出口的波动相关性不大。

三、浙江投资和消费变动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关系

我省经济发展和三大需求的变动一方面受着经济内在发展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产物。由于影响净出口的因素除了政策还有很多不可控制的因素，所以，投资和消费对政策的反应更明显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五次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经济周期变化的是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循环，以及投资和消费增速的快慢变化。2000年开始进入第五个经济周期[2]。结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动，分析1990年以后我省投资和消费的变化，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宏观政策的影响。

1991-1999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四个经济周期。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全国掀起了经济建设的新高潮。1992-1995年，我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率为54.3%，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最快的四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长率为38.2%。固定资产投资的猛增，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针对经济过热，国家出台了压缩投资和控制信贷等一系列调控措施。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低到19.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9.8%，都远远低于前阶段的平均水平。可见，投资和消费增长速度的快速回落，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措施密切相关，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

自1997年起，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省的经济增长继续走低，投资、消费等增长速度也相应保持在低位增长。因此，在此期间，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连续7次下调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信贷规模控制等等，促进消费，扩大内需。2000年以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显现，国民经济持续扩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加快。2000年，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到了20.2%，远高于1999年2.1%的增长速度，且在之后的几年增长速度逐年提高。投资率由2000年的43.2%上升到2004年的49.4%。200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为10.7%，略高于1999年的8.7%。由于投资快速增长的挤出效应，消费率下降。

近三年，经济快速扩张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出现了经济局部过快的倾向，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控制投资、防止经济由局部过快走向过热的调控。因此，2005年、2006年我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开始下滑，分别为10.5%和13.4%。投资率也随之略有下降，分别为48%和46.4%。消费率则有小幅上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有所加快，保持在15%左右的增长速度。

四、浙江投资、消费、净出口增长的趋势分析

从历年投资和消费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投资和消费基本上保持着此消彼长的变化状态，两者仍然处于调整相互关系，形成合理比例的过程。近三年，浙江经济运行呈现出投资低位增长、消费增长较快的态势，我们认为这是宏观政策调控的结果，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必经阶段，可能是暂时的现象。目前，我省经济运行仍然处于投资拉动的阶段。

1.适当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将是拉动经济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

投资的低速增长是暂时现象，且暂时的低速增长不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省的投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3]可以发现，投资低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由于消费增长稳定性的存在，以及外需的拉动，经济的增长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变动。因此，对投资暂时的低速增长不必太过担忧。

投资的适度增长仍将是未来几年的主要趋势。虽然，2005年和2006年我省投资增长速度不到14%，但应该说仍然在合理的运行区间[4]。依据投资增长周期，目前浙江投资位于投资周期的下降阶段，投资增长拐点有望在未来两年出现[5]。并且，我省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未从粗放型增长完全转变，经济的增长仍需要大量的投资来支持。我省现在仍然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第二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还需要大量的投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高投资率是正常的，也是必须的。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省的投资还要继续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在GDP保持10%的增长速度的前提下，投资增长速度保持在15%左右比较合适的[6]。然而长期的高投资率和长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会受到资源要素的制约，导致资本投入产出比的不断下降，给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是不可取的。

投资对政策反应灵敏，可以作为政府调控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不管是扩张性政策还是紧缩性政策，很快就可以从投资的变化中体现出来。因此，作为三大需求之一的投资是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在未来几年中，投资增速的变动趋势还必须考虑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影响。

2.消费是经济稳定增长的主导力量，其快速增长机制还未形成

消费的增长较为稳定，其实在很多年份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于投资，但是往往因为消费具有稳定性，波动幅度不大，容易被我们忽视。并且，与投资相比，消费对政策的敏感程度较低。

目前，消费快速增长的机制还没有形成。从经济周期来看，经济从复苏阶段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居民的收入快速增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7]。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以及我省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1999年后经济开始复苏。但是我省居民消费增长却没有得到释放，内需严重不足。1999-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长率为10.6%，而在此阶段，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为22.0%，是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的2倍多。“十五”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长12.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长24.2%。也就是在近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才出现了消费增速快于投资的情况。

消费的潜力没有很好地释放出来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收入分配的结构不合理，政府、企业、居民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时，政府和企业得到更多，而居民得到较小（见表3）。现实表现就是政府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这种“两高一低”的利益分配格局促进了投资的增长，而抑制了消费。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收入分配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各地区、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根据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与居民收入差距呈明显的反方向变动，城镇基尼系数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平均消费倾向就下降0.7个百分点[8]。同时，就业、教育、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障还不够完善。居民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整体不高的情况下，还要留存一部分以满足保障性需求，这些支出更是导致了居民的高储蓄和低消费。

表3 浙江省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增速

注：GDP、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速度。

近两年来，“两高一低”的收入分配格局正在逐步改变，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特别是十七大报告也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极大地促进消费。同时，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消费市场的打开，农村居民的消费加快增长。综合分析多年来消费总量平稳增长的趋势，我省的消费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实际增速（扣除价格因素）保持在13%左右。

3.净出口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省的贸易总量不断扩张，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已经完全参与到世界产业和贸易分工中去。进出口已是我省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受到汇率、国外经济发展水平、出口退税政策等多种因素的不确定性影响，我省的净出口波动性仍然比较大，但是总体上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增速有望在15%左右。

五、对策建议

（一）加强制度创新，形成内生型经济增长动力

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我省的经济还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这与我省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给我省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强大的动力。我省各级政府依据经济发展规律，因地制宜地给予制度供给上的激励，形成创新和政策的良性互动，造就了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局面[9]。因此，加强制度创新，通过体制的改革和制度的变迁，形成内生型经济增长动力，拉动经济快速增长，是有作为的。

（二）增强全社会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除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实物要素外，还有最为关键的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省的科技创新活动在投入强度上总体不足，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整体较弱，高技术产业规模较小。这与我省民营企业为主的企业结构相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限，且科技创新以应用型为主。同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总体实力不强，高层次科技人才缺乏，科技转化能力不足。因此，政府进一步加大财政对科研创新的投入，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活动提供更多的平台，更多的支持，加大国内外人才引智力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效益，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投资是三大需求中最积极的因素，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防止投资的大起大落，是保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重要方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合理控制投资规模，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投资的地区协调和城乡协调，促进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保证消费的稳定增长，力求消费的快速增长。切实提高城乡居民收入，通过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分配，协调收入分配结构，提高整体的边际消费率，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医疗、教育、就业等各项社会保障措施，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

利用国外市场，发挥进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我省是沿海省份，具有较为充分的对外贸易区位优势。但目前我省的出口主要以低附加值的数量扩张方式为主，是国际品牌的加工中心，是世界的制造中心，并常常受到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调查等国际贸易壁垒。为了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必须要提高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全面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从贴牌生产转向打造品牌的道路，形成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促进具有知识产权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扩大进口急需的能源、矿产品等自然资源，引进国外专利技术和关键设备，促进我省产业升级。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加快转变外经贸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