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业人员素质作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源泉和动力，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本研究利用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借助SPSS统计软件对浙江省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素质状况、特征和差异，以及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对经济效益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得出：浙江省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整体偏低，且产业间、行业间差异明显；各行业从业人员素质与经济效益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制造业机电行业、房地产业、专业技术服务业、批发业的从业人员素质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极为密切；从业人员素质的偏低性和不均衡性已对浙江各大产业和行业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构成了制约。鉴于此，本文提出，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强化员工培训特别是培训大批适应各行业需要的中高级技能人才，是浙江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从业人员素质，经济效率，实证分析

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和知识等，必须与相匹配的劳动者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劳动者素质对经济发展有着非常特殊的作用。而且经济越发展，对科技越依赖，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性就越凸显。国内外对劳动者素质的研究主要见诸于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但以往研究大多侧重于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而缺少对企业经济和行业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研究。因此，本研究利用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对浙江省各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状况和特征进行实证分析，以寻找各行业在从业人员素质上的差距和需要，进而探讨这种素质上的差异对行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同时，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政府和有关行业部门实施人才发展战略，制定人力资源开发规划提供依据和参考。

一、从业人员素质与经济效应的理论探讨

从业人员是指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参加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人口素质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有着不同的规定。经济学界主要关注人口的体力（健康）和智力（知识和技能）素质两个方面，认为其形成源自于教育、培训、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投资和积累。伦理学界则侧重于关注人口的伦理道德素质。人口学界有关人口素质概念的争论比较活跃，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鉴于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在经济生活及其结构中的重要性，同时考虑到经济普查资料的可获性，本实证研究中的从业人员素质主要限于对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两个方面的研究。

（一）从业人员素质是推动经济总量和规模增长的主要动因

从业人员素质是推动经济总量和规模不断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首先，无论是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模型，此后多因素经济增长模型，还是现代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都把劳动和人力资本作为主要因素加以分析。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投资于人力资本对提高经济增长率最为有效。如果投资率或投资增长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人均GDP年增长率仅提高0.1个百分点；而如果普及初等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每提高1个千分点，人均GDP年增长率可提高0.35-0.59个百分点。可见，经济的振兴不能过重依赖于物质资本投入和有形资本开发，而应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无形资本的开发。

其次，经济增长模型的发展轨迹很清楚的表明，教育、培训、研究开发、技术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道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重要地位。现代经济学家也普遍认为，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增长插上了翅膀，虽然许多经济增长模型并未把教育和科学技术纳入函数，但教育和科学技术是内化在劳动、资本、资源等众多要素之中，对经济增长有着非常特殊的贡献。教育、科学技术等要素都与劳动者的素质分不开。因为通过教育传播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劳动力的素质才能得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了，才能将科学技术转为现实生产力，提高资本和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二）从业人员素质是推动经济结构演进和优化的重要前提

经济结构演进的基本方向是生产专业化水平提高，生产成果无限多样化，产业重心不断从原始的、低级的状态向高级的、现代的状态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劳动力从前一类部门向后一类部门的转移。显然，这种演进和转移的顺利实现需要以从业人员素质为前提。甚至可以说，高素质的劳动力是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发展的决定因素。

首先，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客观上需要大量的具有特殊专业技术技能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并且专业分工越细，某一特定产业的产业链越长，产业链上的专业种类就越多，对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也越大。

其次，生产成果的无限多样化对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同时，随着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方式日益现代化，生产一般生活资料的比重将日益下降，生产享受资料的比重将日益上升。生产成果这一变化，又将促进生产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新兴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产业发展较快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脑力劳动者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并因此大力发展教育，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

第四，产业重心的转变对劳动力素质的调整和提高也提出了要求。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工业化完成时，劳动力又向第三产业转移。也就是说，作为掌握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其产业配置规律应当与一定时期产业发展要求和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相一致，才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但若劳动力素质低下，知识和技能不高，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处于关闭或半关闭状态，已有的生产力便难以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率，产业结构转型和优化便比较艰难和缓慢。

国内的一些研究发现，我国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动幅度滞后于产值的变动幅度，很大的原因是由于人力资本的质量不高，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低水平的劳动力供给量较大而造成的。所以重视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质量层次，是尽快弥补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错位，促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同步发展的关键环节。

（三）从业人员素质是促进企业和行业经济效益增长的重要因素

微观经济学认为，某行业或企业职工的素质的提高与该行业或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成正比。一方面，劳动者素质高，使得某一工作需要的劳动量减少，或者一定数量的劳动者可以从事多样的工作，从而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增加产出。另一方面，劳动者的文化程度高，可以较快地接受新工艺、新操作方法，适应新技术、新机器，将发明和引进的新技术尽快与生产相结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使产出量大规模增加。日本一项研究成果指出：同样的技术装备，同样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者的素质不同，产出效率就有很大差别，如一般工人的建议能使成本降低5%，经过培训的工人提的建议能使成本降低30%以上。另有研究指出，我国手工业工人年均劳动生产率为0.2万元/人；传统工业工人劳动生产率为2万元/人；高科技产业工人劳动生产率为10-20万元/人。还有研究指出，日本的劳动力素质提高较快，其工业部门在1952-1985年间劳动生产率按可比价格每年平均增长7.99%，而我国在这33年间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只增长3.98%，比日本低一倍多。原联邦德国也是劳动力者素质提高较快的国家之一，1983-1986年各年间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其中矿山和建筑业分别为6.0%、10.7%、15.6%、17.09%；基本材料和生产资料部门为4.7%、10.8%、13.4%、14.8%；投资用品部门为8%、11.5%、18.5%、20.5%；消费资料部门为7.0%、10.6%、12.9%、16.0%（参见：李燕琼，劳动者素质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农业技术经济，1998年第4期）。显然，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知识是否丰富，劳动技术熟练程度如何，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从宏观上讲，从业人员素质是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动力，从中观和微观上讲，从业人员素质是行业和企业和经济效益增长的源泉。

二、实证研究

（一）浙江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素质现状

2004年全国首次经济普查涵盖了除农业以外的全部二、三产业。其中法人单位的普查表中设置了学历、技术职称和技术等级指标，以反映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根据普查数据，浙江非农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素质呈现如下特征：

1.文化、技能素质整体偏低。

从表1可以看到，浙江从业人员的素质不高，大专及以上只有14.9%，初中及以下却有58.1%；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仅为13.6%，且59.2%为初级职称；具有中级工及以上职业技术等级证书的人数更为稀少，仅有4.6%，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全省只有9.32万人，仅为0.5%。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则进一步显示了浙江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6个百分点，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比重低6.0个百分点，具有中级工及以上职业技术等级证书人员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国家统计局将各省每百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分为三档，浙江与广东、福建、江苏省一起同为第三档，并且排在最后一名。而“初中及以下”的比重超过50%的全国仅有两个地区，一是浙江（58.1%），二是西藏（51.3%）。按国家统计局的分析，浙江从业人员文化素质排位最后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本地就业比较充分而且吸纳了为数不少的外省低层次人员就业，另一方面本省高层次人员较多地流向港澳台和国外”。尽管如此，在浙江912.67万“初中及以下”的就业人员中毕竟本省人口占主体，这与浙江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四位的经济大省身份实在不相符合。可见，浙江的经济发展尚不成熟，经济增长主要以投入大量的低水平、低素质的从业人员为支撑。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数量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弱化，而劳动力质量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会日益突出。显然，浙江劳动力的低素质现状将对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制约。

表1 2004年浙江非农产业法人单位各类素质人员状况

2.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素质差异较大。

表2—表4给出了浙江省各行业从业人员文化和技能素质的分布状况。其中表2按产业和行业门类分，表3和表4是对表2的进一步展开，即将行业分类由门类扩展到大类，由此可以更深入地观察各行业之间从业人员的素质状况。

表中“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的计算与说明取自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沈国良所著《浙江企业法人单位分布及经济结构研究》一文。引入这一指标，是因为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最基本的方式，从业者在以后的工作、学习、培训中进一步掌握科学知识，提高生产技能的数量、质量、速度和效率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程度，它可以从反映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侧面观察各行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文化素质的差异。

表2 2004年浙江法人单位各行业从业人员素质状况

单位：年，%

①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次经济普查对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学历只有“研究生及以上”、“大学本科”、“大专”、“高中”、“初中及以下” 五种层次的划分。而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需要对“初中及以下”的人员作进一步的分类。沈国良文根据浙江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部15-60岁人口中的“初中及以下”人口的学历结构（初中占51.87%，小学占41.73%，扫盲班和未上过学占6.40%），近似地对2004年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的“初中及以下”人员进行了分类推算。本文则进一步根据行业大类的“初中及以下”人员进行分类推算，因而分行业准确率得以提高。推算依据的基础数据来源：《浙江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二册第52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4。

②文中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时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未上过学或扫盲班、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七级，相应层次的累计受教育年数分别为0、6、9、12、15、16、18年。

③职业技术等级人员比重大于表1是因为包括了初级工，而表1为了与全国数据比较未包括初级工。

表3 2004年浙江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素质状况

单位：年，%

表4 2004年浙江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素质状况

单位：年，%

根据表2-表4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从总体看，第三产业劳动力素质明显高于第二产业。其中，平均受教育年限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2.9年，大专及以上人员比重第三产业是第二产业的5.35倍，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比重是3.85倍，唯有职业技术等级人员的评定因其主要在生产工人中开展而使第二产业高于第三产业近1倍。分行业看，第二产业内部42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集中在9.2年，居然没有一个行业达到12年，全部低于第三产业的平均数（12.10年），而第三产业45个行业大类中有21个行业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了平均数。大专及以上人员比重的差距更大，第二产业平均只有7.1%，42个行业大类中只有5个超过20%，最高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不过28%，远低于第三产业的平均数（38%），而第三产业有20个行业超过平均数，最高的软件业、证券业和中国共产党机关均达到了84%以上。

3.新兴行业的劳动力素质明显高于传统行业。

从表2工业门类看，“电力、燃气及水的供应业”劳动力素质高于“采矿业”和“制造业”。从表3第二产业内部各行业看，排在前10位的行业恰好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者，由高到低依次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烟草制品业”、“医药制造业”、“建筑安装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建筑装饰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这些行业相对进入门槛较高，处于产业链的中高端，而平均受教育年限排在后列的基本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以企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各行业中，平均受教育年限排在前10位者由高到低依次是“软件业”、“证券业”、“新闻出版业”、“航空运输业”、“专业技术服务业”、“其他金融活动”、“银行业”、“科技交流与推广服务业”、“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这些行业均是对文化素质要求较高的行业，而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平均数的行业，如“水上运输业”、“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餐饮业”、“环境管理业”（主要是环卫所）、“居民服务业”等基本上是以吸收农村劳动力和外来民工为主的行业（详见表4）。

本文认为，不同文化素质的从业人员在各行业分布上的差异，是从业人员素质能力与行业技术要求匹配的结果，即相对高技术性行业对高文化劳动者的吸纳。这印证了低水平文化只能适应低水平、低层次的行业，高水平文化才能适应高技术行业的客观规律。显然，要使低层次、低技术水平产业结构顺利向高层次、高技术水平的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当务之急是提高劳动力素质。

4.行业的技能素质与文化素质呈现不同步性。

专业技术职称和职业技术等级人员比重体现的是行业从业人员的技术能力。但由于职称评定和职业技术等级证书评定不像学历教育那样具有普遍性，受到该行业是否普遍开展职称评定或职业技术等级评定的影响，因而在行业之间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并与行业文化素质的高低不同步。如，普遍开展职称评定的教育、卫生部门其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比重达到了70%以上，而文化素质较高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和国家机构却分别只有4.54%和19.9%。职业技术等级人员主要集中在以企业为主的行业中。从行业大类看，除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烟草制品业”、“邮政业”、“地质勘探业”职业技术等级人员比重较高，文化素质也相对不低外，文化素质很低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其他采矿业”和文化素质不高的“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建筑安装业”、“铁路运输业”职业技术等级人员的比重均排进了前10位。而文化素质较高的“软件业”、“证券业”、“航空运输业”等部门因其生产工人少职业技术等级人员的比重很低。这说明，目前我国采用的反映从业人员技能的指标只适合在同行业作动态比较，不适合在不同的行业之间作静态比较。

（二）浙江非农行业劳动力素质与经济效率的相关分析

经济效率是企业投入的经济资源与产出成果之间的比例关系。理论上，劳动力素质越高，产出成果越大，经济效率越高。浙江非农各行业劳动力素质与行业的经济效率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关联度，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为了保证分析的效用，本文将分析的范围和采用的指标作如下界定：

（1）劳动力素质与经济效率的相关分析的对象是正常营业的企业。即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和筹建、停业、当年关闭、当年破产等非正常营业企业。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分析的可比性。由此，本课题有关企业总量指标数据与公布数据会因口径不同而略有差异。

（2）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反映劳动力素质的指标。按照人力资源开发理论，衡量劳动力素质的指标应包括体力、脑力、文化、技能、公德等多个方面。但是，考虑到文化素质对其他素质要素都起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同时考虑到资料的可获性和可比性,这里仅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反映劳动力素质的指标。

（3）采用劳动生产率作为反映企业经济效率的指标。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劳动生产率不仅体现生产力水平，也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源泉；不仅体现了作为经济资源的劳动力的产出效率，更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科学发展，从根本上说是较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尽量少占用物质资本、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减少环境资源占用。因此本文认为劳动生产率是反映经济发展效率的核心指标。

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产出总量（Y）是劳动力（L）、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和自然资源（N）在一定生产方式下经济活动成果，即Y=F（L、K、K、N），当等式两边均除以L，即得：

(1)

从公式1中，Y/L即劳动生产率，它是人均资本装备水平、人均人力资本、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的函数。若假定在一定区域内人均自然资源的占有量相当，劳动生产率便受资本装备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由于平均受教育年限是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主要指标，因此，本文通过对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分析，来反映劳动力素质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相关分析得出：

1.企业劳动力素质与经济效率高度相关。

首先，对全省营业企业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生产率作相关分析，分析发现，二者高度正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达0.9073（P=0.000）。图一可直观看出劳动生产率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分组的提高而提高的特征。从图一还可看出，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明显高于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下的企业。可见，一个地区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对该地区企业产出成果和经济效率的提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对各市营业企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固定资产和劳动生产率分别作相关分析。分析发现，各市劳动力素质和资本装备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关系都非常密切（见表5）。通常说来，资本装备水平越高，要求与之相匹配的从业人员质量就越高，相关分析也证明，各市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固定资产呈正相关关系。可见劳动生产率与资本装备水平的密切相关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劳动力素质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

表5 2004年浙江各市非农产业营业企业平均受教育年限

与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皮尔逊相关系数

2.主要行业门类劳动力素质与经济效率关系密切。

除教育和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住宿餐饮业和采矿业四大行业外，其余各个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劳动生产率均显著相关。其中，房地产业相关系数最高，在0.9以上；其次依次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和制造业，相关系数在0.8以上；再次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相关系数在0.6以上；建筑业的劳动力素质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系数较小，在0.5以下（见表6）。

表6 2004年浙江非农产业主要行业门类营业企业平均受教育年限

与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皮尔逊相关系数

注：**P3.制造业机电行业劳动力素质与经济效率关系密切。

从制造业内部的主要行业大类看，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13大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劳动生产率显著正相关（P表72004年浙江制造业主要行业大类营业企业平均受教育年限

与劳动生产率皮尔逊相关系数

4.服务业企业多数行业的劳动力素质与经济效率关系密切。

从服务业企业主要行业大类看，多数行业的劳动力素质与其经济效率关系密切。其中房地产业、专业技术服务业、批发业等3大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系数较大，均在0.8以上；其次依次为水上运输业、装卸搬运和其他运输服务业、居民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道路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见表8）。需要指出的是，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租赁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不显著并不说明劳动力素质与这些行业发展的关系不大，而是意味着我省这些行业的发展尚处于不成熟阶段。进一步引进与这些行业发展相匹配的高技能、高素质劳动力，对于促进我省现代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表8 2004年浙江服务业主要行业大类营业企业平均受教育年限

与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皮尔逊相关系数

5.当人均固定资产水平相当时，劳动力素质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而易见。

从表5至表8中的数据可知，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固定资产水平显著正相关，即人均固定资产较少的企业，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也较低。为减小平均受教育年限与人均固定资产的交互影响，我们先将人均固定资产进行分组，按组别进行相关分析。分析发现，当人均固定资产水平相当时，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关系更加显著，同时，在人均固定资产较少的组，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大。浙江省的企业绝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均固定资产不高。分析结果再一次提示我们，提高劳动力素质是提高全省企业的产出效率、促进全省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表9 2004年浙江非农产业营业企业按人均固定资产分组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劳动生产率关系

三、对策选择

从以上实证分析可知，我省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偏低性和不均衡性已对我省各大产业和行业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构成了制约。在“十一五”期间，浙江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必须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培训大批适应各行业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和人才，为浙江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第一，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最基本的途径，而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则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是国际公认考核各国教育投入的主要指标。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的战略发展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世界各国到2000年应实现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6%的目标。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2005年我国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2.82%，远未实现“本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我省的情况则更严重，作为沿海发达地区，2006年我省地方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2.3%，这一指标不仅低于2002年世界平均4.71%的水平，而且与1995年发展中国家4.2%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第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来源是职业教育。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职业教育的国家之一，德国政府利用国家财政资助职业教育发展，德国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其模式是非常成功的，被称作二战后创造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2005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6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并且制定了《浙江省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当前，一是要多方筹集职业教育资金，确保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的落实。二是要借鉴德国模式，重视和引导企业的积极参与，让学生在企业接受实践技能培训和在学校接受理论培养相结合，以提高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三是扎实推进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工程，使他们能够掌握1-2门实用技术。四是积极开展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培训工程。采用多种形式对外来务工人员开展就业指导和培训。

第三，强化员工培训。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正在加快，那种一技学成终身受用的时代已经过去。党的十六大已经提出要在全国建立学习型的社会，终身教育体系对全社会各行各业都是完全必要的。通过制订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形式，促使企业逐步建立和推广培训制度。西方不少国家也是通过立法来保证就业培训的。如美国五十年代颁布了《政府职员培训法》，六十年代颁布了《综合就业和培训法案》，八十年代又有《职工训练合作法》。韩国1979年通过了《职业培训特别法》，要求企业按批准的计划向职工提供6个月的培训。浙江以中小企业为主，更有必要通过立法加强员工培训。

第四，注重培养中高级技能人才。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06年第二季度全国99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我国中高级技能人才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其中，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和高级技能人员的求人倍率最高，达到了2.08、1.96和1.71，即平均计算，每个高级工程师要面对2.08个岗位，高级技师1.96个。浙江中高级技能人才更是缺乏，前文所示全省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5.5%，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证书的人员只占4.6%，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和51%。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则全省需要尽快培养56万名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70万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证书的技术工人。应当通过政府资助培训机构来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力量，通过培训费用税前列支的方式鼓励企业资助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术培训，推行职业资格、技术等级与工资水平挂钩的政府指导意见，鼓励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力争在3-5年内，将浙江省中高级技能人员的比重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

课题组成员：叶水寒 钱亚畅 黄洪琳

执 笔 人：叶水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