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一侧，喧闹的人群向外张望着，神情透露出沮丧，抑或麻木。在乘客的脸上，惬意永远是少有的。

通透的车灯较之列车，先一步映入我的眼帘。随后列车开始制动，低鸣声从耳旁响起，站台变得更为嘈杂。待到列车停稳，车门打开的一瞬乘客早已如洪水般向内涌入。片刻间，所有人都挤上了车。

当我上车后，发现车厢内早已拥堵不堪，我也因此而寸步难行。这种情况实在难以令人愉悦。尤其是当我艰难地找到座位，却发现坐着一位大叔，甚至他还有些邋遢时，我不免埋怨地问道：“您好，这是你的座位吗？”

眼前的男人抬起头，一副刚睡醒的样子，掏出裤子里皱巴巴的车票再三比对，又谨慎地将车票递了过来，叫我帮他看看。我上前瞅了一眼，依旧没好气地说道：“我的座位才靠窗，你的在这边。”

男人匆忙站起来赔了个不是，在我身旁坐下。待我将行李箱放上行李架时，又过来搭了把手。我低声道谢显得有些不情愿，绕过他坐上了我的座位。此时，天边的红霞还未散尽，夕阳早已被群山遮挡，列车向着黄昏驶去，一切都阴沉沉的。

“小伙子，来点吗？”这是男人第一次与我搭话，也许是到了饭点。他顺手将那装满食物的盒子伸到了我面前，我略微吃惊的望着盒子里雕刻的栩栩如生的蔬菜、水果片儿，是萍乡的特产——花果。原来男人和我一样是江西人。这种巧合打消了我大部分的疑虑，加上对花果的好奇。最终，我还是鼓起勇气拿了一块，并问道：“这是花果吧，你是萍乡的？”

男人笑着点点头，还自豪地介绍了一番手中的花果。我开始上下打量这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他的眉骨颇高显得双眼深邃，鼻梁不够挺但鼻子很大，嘴巴周围的胡渣许久未刮，皮肤黝黑，手掌宽厚，绿色的工装已然褪色，领口还微微发黄。我隐约知晓了男人的身份，从内陆开往沿海的这辆车上，他多半是个民工。

我和男人大约聊了半个钟头，并了解到一些有关他的故事。男人家在萍乡农村，早年辍学，日子过得游手好闲。十九岁那年，外出务工的父亲出了意外，老板赔了两千块钱便跑了。此后，男人背井离乡，常年待在金华义乌一带打工。瘸腿的母亲四处为他说媒，才得以娶上媳妇，婚后还有了个儿子。一家四口日子平淡，却也过得下去。前几年国家开放二胎，夫妻俩便想着能再要个孩子。昨天正好妻子临产，男人跟老板请了一天半假，连夜就坐上了回家的高铁，仅用四个小时便出现在了医院，等待妻子分娩。而后一切顺利，母子平安。

男人笑嘻嘻地望着我，说道：“家里人来了电话，说婆娘要生了，我这颗心啊，总感觉不踏实。最后拗不过，就回去了。不过也好，大的那个出生都还没高铁，我赶不回去。后来见到他已经会走路了。就这事，我一直挺愧疚的。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我能够亲手抱着这刚出生的小家伙，感觉都不一样。沉甸甸的，足足八斤嘞！”听完男人的话，我心中有些感概，转头凝视着窗外。

暮色下，一轮新月缓缓升起，阴沉的天空微亮着。远处陷入漆黑的山峦被月色重新点亮，层层勾绘的轮廓倏尔间有了一番水墨画的滋味。我回过神来，一股欣赏的情绪油然而生。

男人又掏出手机，给我看了看孩子的照片，那张稚嫩的脸令我感到欣喜，也令我难过。想起自己的家庭，我太明白这孩子今后的路了：跟随老一辈长大的童年，承受着远超同龄人的成长压力，却有着比任何人都更加脆弱的灵魂。在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如此，以至于那时的孩子，都谈不上不幸。留守儿童在中国社会早已成为常态，而成为常态便会失去其被讨论的价值，成为合乎情理的现象。但幸运的是，如今的我，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当我以孩子抚养问题向男人发问时，他的回答使我触不及防。他认真地阐述着他的想法：“这事儿我和他妈也商量过，孩子他妈不出来了，就在家带小孩。等到他上小学了，我看看能不能回去。现在家里边都在搞建设，工地...应该不缺工作。”最后的改口，是他那仅有的自尊。

诚然，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城镇发展的大潮袭来。一座偏远城市也拥有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及机遇。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加入到了返乡行列中，这是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尽管薪资低廉，但与家庭生活相折中，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我接着发问：“要是回不去呢？”

“要是回不去...我好几个同事的孩子都在这边读书，还跟老板的儿子一个学校嘞。我家大的已经上初中了，寄宿学校不用我操心，他人也懂事。小的这个嘛，有政策可以就近入学，要是回不去，就带在身边读书，也就多花点钱。”说罢，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

列车驶过高架，速度开始放缓，下方是两条公路，星星点点的路灯向远处延伸，无边无际没有尽头。一切都在霓虹灯的照耀下变得明亮，看得见的高楼林立，看得见的广场公园，看得见的还未完工的工地...随后，到站的广播缓缓响起。

男人起身，笑着说自己到了。我上前搭了把手，帮他取下行李。他下了车，我靠着窗，然后目送着他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