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循(260—319),字彦先,西晋时会稽郡山阴县人。他是西晋江南士族首领,历任阳羡令、武康令、太子舍人、会稽内史、军谘祭酒、中书令、散骑常侍、太常、太子太傅、左光禄大夫等职。又是著名学者,据《隋书·经籍志》所录著有《丧服要记》10卷、《会稽记》1卷及文集18卷。他还是绍兴历史上对水乡建设贡献最大的功臣之一,主持开凿的西兴运河,大大提升了鉴湖的排灌效率和水利交通。《晋书》有传。
贺循祖先世代为官。祖父贺景为灭贼校尉;父贺邵亦为官,后为东吴末帝孙皓所杀。幼时,因遭遇家难,而“流放海隅”,其生活很艰辛。直到孙皓统治的吴国为西晋所平,始回还山阴。《晋书》说他“操尚高厉,童龀不群,言行进止,必以礼让”。西晋初,得会稽刺史荐举为阳羡令。任职期间,他以宽惠为本,不尚课赋,又关心民众,勇于鼎革。为武康令时,当地习俗多厚葬,贫苦者益为竭蹶,且拘泥节日忌讳,往往延时宕日,以致停丧不葬者甚多,民众叫苦不迭。贺循到任,令行禁止,倡薄葬,破拘忌,于是“政教大行,邻城宗之”,百姓称快。
不久,得到著作郎陆机的推荐。陆机上书皇帝,称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服膺道素,风操凝峻,历试二城,刑政肃穆。”于是,皇帝召贺循为太子舍人。晋元帝为安东将军、镇东大将军时,多次推荐贺循为吴国内史等职,但贺循皆婉辞不就。及晋元帝承制,贺循为军谘祭酒。“帝亲幸其舟,因谘以政道”。他在社会上有极高声誉。廷尉张闿夺左右近宅以广其居,乃私作都门,早闭晏开,人多患之,州府不敢问,贺循知晓后,与府州曰:“见张廷尉,当为言及之。”还不等贺循登门,张闿就“遽毁其门,诣循致谢”,“其为世所敬服如此”。东晋始建时,帝位不稳。吴人不附,徙建康月余,士庶莫有至者。贺循既为江南之望,于是东晋开国元勋王导建议晋元帝深结贺循、顾荣两族,云:“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贺、顾二人应命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所以,贺循对东晋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精通儒家礼学,他还对当时朝廷的礼仪制度、政策措施,提出过许多中肯的建议。当时,统一江南未久,地方多盗贼,帝问计于贺循,贺循认为江道万里,通涉五州,为朝贡和商旅往来重地,如加兵镇剿,发惮役之人,恐未必为用;地势险要之处,固应重兵备戍,而沿江诸县应由地方自治;县有分界,界内之事,县长所任;县内设置亭侯,由亭侯负其责,各守疆土,各司其职;勤则有殊荣之报,怠者有一身之罪;如是则地方必治,百姓必安。他又认为应给百姓以生息,按时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这样,百姓乐业,地方太平;否则,虽有守备之名而难收安定之实。帝听后甚为高兴,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晋书》载有“朝廷疑滞皆谘之于循,循辄依经礼而对,为当世儒宗”之语。
贺循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从不以权谋私,其一生清贫廉洁。一次皇帝下诏曰:“循冰清玉洁,行为俗表,位处上卿,而居身服物盖周形而已,屋室财庇风雨。孤近造其庐,以为慨然。”皇帝亲眼所见如此,十分感动,于是赐他六尺床荐席褥并钱二十万,“以表至德”,但贺循又不受,“不得已留之”。其廉洁清贫的生活达到如此程度。后来,贺循又做了太子太傅,因长期有病,他曾多次上书辞去诸职,但帝不许。最后帝亲至家中,循口不能言,执手流涕。帝让太子三临,往还皆拜。贺循60岁卒,“帝素服举哀,哭之甚恸”。
晋惠帝时,贺循任会稽内史,他为绍兴的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主持开凿了西起钱塘江边的西陵(今西兴),经萧山、钱清、柯桥到绍兴的一条人工运河,即西兴运河。运河开凿后,又组织民众修治与这条东西向运河相连接的其他河道,在山会平原上形成了纵横交织的水网,使原来各平行河道能互相流通,调节水位,保证了农田灌溉之需要。西兴运河至绍兴后,又可直接进入东鉴湖内之山阴故水道,而直抵曹娥江。曹娥江东有河道至余姚姚江,顺姚江可达今日之宁波,故西兴运河可谓整个浙东运河关键河段,为我国古代浙东交通大动脉之枢纽工程。它的开凿,不仅进一步改善了绍兴的水环境,提高了鉴湖的水利功能,给人以灌溉、舟楫、养殖、渔业之利,且对整个浙东具有交通、物宜、军事之便,功在一代,泽被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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