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进入了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而浙江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先行省份，更是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到浙江就业，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影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外来人口的快速流入，既为浙江经济的发展做出不小的贡献，也对我省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

一、浙江外来人口的现状及特点

（一）总量：省外人口快速流入，成为全省人口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

2010年，全省的省外流入人口为1182.4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1.7%，即每5个常住人口中就有1人以上来自省外。与2000年相比，增加813.5万人，约相当于新流入了一个海南省（867.1万）的人口，增幅高达220.5%，年均增长12.4%。与此同时，十年之间全省户籍人口仅增加246.7万人，只有省外流入人口的20.9%。省外人口的快速流入，已成为新世纪以来全省常住人口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

（二）年龄结构:仍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但少儿人口和中高年龄组劳动力同时大幅增加

2010年，15-59岁的省外流入人口为1057.2万人，占89.4%，尤其是20-44岁的青壮年人口为843.7万人，比重达到71.4%，省外流入人口仍以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为主。但是，与2000年相比，省外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少年儿童人口逐步增多，2010年全省0-14岁的省外人口为112.8万人，是2000年19.6万人的5.8倍，比全部省外人口的增幅高250.2个百分点，占全部省外人口的比重达到9.5%，比2000年的5.3%提高4.2个百分点；二是中高年龄组劳动力快速增加，人口年龄结构逐步老化，2010年35-59岁的省外流入人口为421.8万人，占35.7%，比2000年提高20.7个百分点，进而推动省外流入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提高到28.9岁，比2000年提高3.3岁。

（三）性别结构:男性人口仍占多数，但性别差异已逐步趋于平衡

2010年，全部省外流入人口中，男性人口为656.4万人，占55.5%，女性人口为525.9万人，占44.5%，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的125.9下降为124.8。从分年龄段的性别比看，与2000年相比，性别比差异总体上趋于平衡，虽然两次普查的性别差异最大的仍属于同一群体，即从2000年40-44岁转移到2010年50-54岁，但经过10年时间的变化，其峰值已从237.2下降到179.8。这一现象表明，10年来中年省外人口逐步从原来的丈夫一人独自流入为主的模式，逐步转变为以举家流入，尤其是夫妻两人同时流入的模式。仍以上述年龄段为例，2010年的50-54岁省外流入人口与2000年的40-44岁人口相比增加1.2倍，其中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分别增加1.0和1.7倍，中年女性流入人口增速明显快于男性。另从育龄妇女的情况看，省外流入的女性人口中，属于15-49岁育龄妇女人口的有457.2万人，占86.9%，省外流入育龄妇女占全省育龄妇女总数的28.6%，流入人口的计生服务任务较重。

同时，从图1也可以看出，与2000年相比，当前省外流入人口各年龄段之间的性别比也呈现较为均衡的水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省外流入人口中少年儿童的性别比有提高的趋势，0-14岁流入人口的性别比为132.8，比全部省外流入人口高8.0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提高9.8个百分点。

（四）文化结构: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但低于流出省外人口的水平，并且高中及以上人口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省6岁及以上省外流入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8.1年提高到2010年的8.6年，呈逐步提高的趋势。其中，初中、小学和未上过学的人口分别占57.1%、26.4%和2.1%，初中及以下人口比重合计为85.6%，仍占绝对多数，但比2000年下降6.1个百分点，尤其是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下降6.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大学、高中等较高学历人口逐步增加，2010年，具有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学历的省外流入人口为45.3万人和117.7万人，占4.0%和10.4%，分别比2000年提高2.7和3.3个百分点。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每十万人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和高中学历的人口分别比全国的8930人和14032人低5101人和4080人。同时，与流出省外人口相比，省外流入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了1.0年，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低了15.6个百分点，流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流出省外人口。

（五）流动原因:仍以务工经商为主，但随迁家属逐步增多

以务工经商或工作调动为目的来浙江的人口，占2010年全部省外人口的84.7%，仍是省外流入人口的主导因素，但比2000年的85.4%降低0.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以随迁家属或投亲靠友的原因来浙江的人口在逐步增多，占12.4%，比2000年的8.8%提高3.6个百分点。随迁家属的逐步增加，与上述分析的中年女性人口大量流入是一致的。

另外，随迁家属中也有不少的少年儿童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省在校小学生和初中生中，来自省外的学生分别占17.2%和9.3%，其中，宁波市、嘉兴市在校小学生中省外生源的学生分别达到28.1%和26.5%，即每4个小学生中就有超过1人来自省外。

（六）行业结构:第二产业仍是主要就业领域，但就业的产业高度化趋势明显

表1显示，2010年，省外流入人口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1.2%、75.7%和23.1%，第二产业仍然是吸纳省外人口就业的主渠道，就业结构继续延续“二三一”结构。但与2000年相比，第一、第二产业分别下降1.4和4.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提升5.7个百分点，省外流入人口就业的产业高度化趋势明显。

表1省外流入人口就业结构

单位：%

从分年龄组来看，省外人口中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于平均值（23.1%），主要集中在两个年龄段：一是22至32岁的青年阶段，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为24.3%，这个年龄段中的许多人在大学、高中毕业后进入浙江，有了知识的支撑，更愿意选择在第三产业就业；二是47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省外流入人口，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为30.1%，他们长期在浙江生活、工作，并在城镇区域从事非农产业为主，已经逐步融入当地的环境，工作内容也逐步本地化。

（七）来源地分布:安徽、江西两个邻居省份仍居前列，但中部和西南地区增速更为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优越的人口条件、地理位置、体制等因素使其率先走上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道路，成为中国的经济发达省份，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力到浙江来务工就业。2010年，同处华东地区的安徽省和江西省人口继续大量流入，达到228.5万人和153.0万人，分别占全部省外流入人口的19.3%和12.9%，继续位居前2位，其中，安徽省取代江西省，成为流入浙江人口最多的省份。与此同时，10年来全国其他地区流入浙江人口的增速也在加快，全省常住人口中来自华北、华中、华南、西北、东北和西南地区的人口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尤其是贵州、四川、河南、湖北、湖南、重庆、云南等中西部7个省市的人口增速更为明显，流入人口高达661.6万人，是2000年的4.8倍，占全部省外人口的56.0%，比2000年提高11.0个百分点。

表2 省外流入人口的来源地分布

（八）流向地分布:温州、宁波、杭州仍占五成以上，但嘉兴、绍兴等市的增速更快

温州、宁波、杭州仍是省外流入人口在浙江省中最多的三个市，占2010年外省来浙江人口的54.6%。这一方面是因为三个市的区域经济发达，劳动力市场就业吸纳能力也相应较强；另一方面也是受就业信息不畅通所限制，初次来浙江的外省务工人员一般都首先选择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落脚。与2000年相比，嘉兴、绍兴等市的省外流入人口不但数量较大，增速也更加快，占全省的比重分别增加2.5和1.5个百分点，而温州、台州的省外流入人口占全省的比重则下降4.6和1.8个百分点。

表3 省外流入人口的流向地分布

二、浙江经济发展方式对外来人口的影响

随着各种劳动力流动的歧视性制度和地方保护性政策的逐步取消，打破了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逐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在当前人口流动仍然以就业为主要原因的情况下，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当地的企业用工需求结构，进而影响了外来人口的总量和结构。而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全省人口结构，尤其是人口素质水平，又反过来制约着我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性需求，进而吸引了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

从发展农村工业和农民创业起步的浙江工业，基础薄弱，人才、技术和装备十分缺乏，加上短缺经济尤其日用消费品短缺的推动，形成了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而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企业对调整转型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不强，面对市场竞争，习惯于在原有技术水平上扩大产能、薄利多销的策略。浙江发展仍处在发展方式转变的“爬陡坡”阶段，产业层次低、布局散、竞争力弱，企业主要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经济发展形成了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性需求。2010年，浙江省第二产业的单位GDP所需要的劳动力为0.13人/万元，位列全国各省（市、区）的第28位，比全国平均水平也高0.01人/万元，仅少于广西、贵州和安徽三个省份[1]。这说明，生产同样的GDP，浙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的对外来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加上浙江省各级政府、社会、企业普遍积极营造良好的就业和生活环境，合理解决子女入学难、住房难等问题，善待外来人口，使其逐步融入当地的城市生活，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流入浙江。

（二）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所需求的劳动力主要是年轻、熟练的普通操作工人和服务人员，而对技能和学历的要求却较低，从而使得流入我省的外来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缓慢

长期以来，由于认为中国廉价劳动力供给充裕，浙江的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普遍采用“流水线”作业，将一个任务细化为多个简单的工序，使用身体健康、反应灵敏的年轻劳动力代替技术投入，将工人固定为在流水线旁进行重复劳动的纯体力劳动者。浙江传统产业的优势取得，主要不是依靠技术创新，而是通过区域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中间产品的垂直分工，从而降低产品成本，形成专业化生产的优势。从岗位需求的角度来看，主要以年轻、熟练的普通劳动力为主，而对技能和学历的要求较低甚至不提要求。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浙江省部分市县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2008年、2009年和2010年三季度的企业用工需求中，低技能要求（包括无技能要求、初级技能和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需求比重分别为89.6%、93.2%和89.0%，对求职人员的低学历要求（包括无学历要求和初中及以下人员）分别占68.0%、72.1%和72.7%。甚至随着“招工难”现象的日趋严重，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技能要求更为放宽，2008年至2010年三季度对求职者的学历无要求的用工需求比重分别达到18.2%、19.8%和22.0%，无技能要求的岗位比重更是均在65%以上。用工岗位对求职者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的普遍较低需求，意味着低文化和技能素养的外来普通劳动力都能顺利地在浙江找到工作，这也是外来人口的文化水平提高缓慢的主要原因。

（三）低层次岗位需求和自身低文化素质的双重制约，使得外来人口被锁定在低端职业，难以形成良性的向上流动机制

流入我省的外来人口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普遍相对较低，而我省传统产业中许多就业岗位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和学历需求也不高，外来人口很容易在类似的低技能行业中找到工作，使得外来人口既缺乏学习提高技能的环境，也缺乏努力学习的动力，从而被锁定在低端职业，具有明显的从业惯性，难以形成良性的向上流动机制。2010年，92.3%的外来人口从事需要“动手”、“跑腿”的低端职业，其中73.3%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19.0%为商业服务业人员。并且从年龄上看，第一代和新生代外来人口从事的职业差别很小，都是以低端的职业为主，20-24岁、30-34岁和40-44岁的外来人口中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分别占73.1%、73.0%和75.2%，商业服务业人员分别占19.5%、18.3%和18.3%；而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分别只有3.4%、2.7%和1.3%，虽然比重增幅不小，但其在全部外来就业人员中仍然只占很小的比例。

三、政策建议

外来人口的快速流入，既为浙江经济的发展做出不小的贡献，也对我省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我们不但要营造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吸引并留住优质外来劳动力资源，更要认真研究对待外来人口的快速增长,积极推进浙江人口与

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

（一）正确认识和把握我省外来人口发展趋势，推动外来人口有序流动

目前我省正处于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城镇人口快速膨胀，全省人口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期，并且今后一段时期我省常住人口的增长仍然以外来人口为主。但是受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条件的限制，外来人口规模不能无限扩大，不能盲目扩张，外来人口规模需要调控。因此，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外来人口的宏观规划，将外来人口的管理与服务纳入整个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建立起有进有出的人口流动机制，推动外来人口有序流动。

（二）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布局，逐步调控外来人口规模

外来人口的规模和素质结构，直接取决于我省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劳动力的需求又受我省三次产业的发展水平及其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此，要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突破口来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加快发展，进而推进浙江二、三产业的融合联动发展，提高三次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对劳动力的需求层次，减少对低层次劳动力的需求，建立起利用产业引导和就业调控并行的全省人口规模调控机制。

（三）加强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优势产业，降低对普通劳动力的过分依赖

当前，传统产业不但是我省经济的优势所在，而且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仍将是支撑我省经济增长的主体。但是，我省传统产业还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工艺装备落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品技术含量低等问题，整体上尚处于全球性垂直分工的下游，产品附加值不高，劳动力需求层次不高的状况。要按照做精产品、做响品牌、做强企业、集群发展的要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信息技术对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的改造，提升浙江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促进浙江从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发展，进而降低浙江经济发展对普通劳动力的过分依赖。

（四）加强外来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蓝领工人“蓄水池”

随着浙江产业结构的调整，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逐步发展为劳动技术密集型企业，这导致对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技能型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将更为突出。但由于外来劳动力的高流动性，使得对外来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培训后的技术工人成为具有“非排他性”特点的准公共产品。而这种“非排他性”使许多企业产生了“免费搭车”的心理，导致他们不愿在工人的技能培训上过多投入。因此，各级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引导和鼓励外来人口自主参加职业教育和培训，鼓励用人单位、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社会力量开展包括外来劳动力在内的职业技能培训。

[1]数据来源：根据《2011年全国统计年鉴》计算。